以图明史　讲述千年黄河文明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中华文明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适宜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祖先与河相伴共生的生活生产痕迹，如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喇家遗址、堌堆遗址等，孕育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多元融合的文化形态。在这绵延5000余公里、近8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大舞台上，黄河文明大戏从没停演，而黄河舆图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讲述者角色。

    先民很早就开始绘制河道图。东汉王景治理黄河时，就曾得到汉明帝赐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尚书·禹贡》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最早的典籍，特别是关于河道的分布，《禹贡图》应该就是描绘大禹治水时期河道的地图，自然包括黄河的内容。历代为了解黄河的整体走向、两岸的水利工程及航运路线，或为修建局部的水利设施，绘制了大量的黄河图。限于保存条件，目前所知留存最早的是元代黄河图。这些黄河图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吟唱当时的黄河曲，建构了伟岸的黄河文化形象。

    陈孟继先生长期从事黄河图研究，在编著《海外藏黄河舆图集》（齐鲁书社，2023）《黄河大系·图录卷》（齐鲁书社，2024）后，近日又推出力作《黄河古图档叙录》，仍由齐鲁书社出版，更全面地介绍古代黄河舆图的状况。在中国古代舆图研究中，有关黄河的舆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李孝聪、华林甫、林天人、谢国兴等前辈学人所著的欧洲、美国、中国台北等地所藏地图叙录，也都收录了不少重要的黄河图。而有关黄河图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出版的还有翁莹芳、白鸿叶著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献》（学苑出版社，2022），袁晓聪、李文主编的《黄河历史图谱》（甘肃文化出版社，2024）等，但《黄河古图档叙录》无疑是迄今黄河舆图专著中收录黄河舆图最为全面的著作，尤便于读者利用。

    展阅本书，有四个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收录历代舆图数量较为齐全，且全幅收录，图片清晰。全书共收录1911年以前绘制的1007种1616幅（卷）黄河舆图，照录原图496种649幅（卷），分藏在43个藏图机构。其中元代的2种，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黄河源图》是迄今最早见诸记载的以黄河为专题的舆图；王喜的《〈治河图略〉六图》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黄河舆图。清代黄河舆图是存世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康熙朝以来黄河舆图数量激增，题材也变得更为多样，内容丰富，黄患淹没图开始出现。收录的舆图均为全幅录用，图片晕色清晰，小字可辨，方便读者利用。整体而言，本书所收集的黄河舆图，已基本穷尽存世的黄河图，同时不吝篇幅，全图照录，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数据化处理。图全、全图是本书最为鲜明的一大特点。

    二是科学严谨的编排、多维度分类研究方式。作者在整理资料基础上，以历史、地理空间为经纬，按迁徙图、全图、中上游图、中下游图、江南图、河南图、山东图七部分编排。对每幅图均做了基础研究，包括载体的属性信息、版本、绘制年代判断、绘制背景，以及图幅所标注的主要地理信息解读等内容。这对于作者来说是件极为繁杂的工作，而对于读者而言却是快速读懂舆图的有力工具。

    相较于文字史料，舆图具有形象直观性、空间位置精准性、地理信息浓缩性、符号抽象性等特点。读懂黄河舆图，仅是对舆图本体的认识。而要充分解译，则千人千面，视角不同所判读的侧重点也不同。每幅图都隐藏着一段故事，每幅图都反映着一段历史。这故事或许凄美，或许波澜壮阔，需要读者结合史料细细品读。以地理空间为格局、以时间为游尺的编排方式，方便读者对特定兴趣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黄河舆图进行比对、赏析，感受微观世界中的黄河，其演变历程、河工治理指导思想的变化、人河生态环境关系的互动方式尽在舆图中呈现。如《五龙潭建坝开河引黄汇入马颊于地势民情不宜图说》反映的是1884年山东黄河中游治理决策过程中的情形，若结合《黄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利津县薄庄漫水入海道路里数形势图说》等图综合来看，则能反映出自1855年黄河改道北移后，起初黄河给山东带来的灾害多集中在山东上游地区，至1875年黄河大堤修筑后，黄河灾害逐渐向山东黄河中下游、尾闾转移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水系、漕运、城乡格局、村落所带来的影响。

    作者对黄河舆图的分类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而是多视角、体系化、更为深入细腻的剖析，从内容、载体、形态、用途、表现范围、绘制方法、绘制风格、地图要素体系等不同角度进行归纳分析。按形成时间划分为元、明、清舆图；按表现范围划分为分游、分院、分岸河图等11类；按表现内容与用途划分为表现河道经行走向及河道变迁情况、表现黄河流域水系网络等9类；按绘制者划分为官方与私人绘制等。对黄河舆图的绘制特色也进行了探索，从形制、画法、方向、比例、图例、注记六个视角进行提炼。如康熙四二十年（1703）编制的《圣谟治河全书》中存有张鹏翮主持绘制的黄河全图，大气磅礴又不失严谨，体现着康熙朝在黄河治理中的视野与格局。本书所收录的是五种稿本之一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76半叶全部收录，“全图以水平方向从右向左展开，方位随时变化，以黄河流向自上游而下的右岸为上……采用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水利工程是全图描绘的重点……沿岸缕、遥、格、月各堤，以及险、埽、闸、坝各工，均以立体轮廓形象绘出，并旁注文字予以标记”。如此细致入微的研究，不仅让读者能够快速读懂每幅舆图，同时还能启发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控全书，感受更深层次黄河舆图的魅力与黄河文化的厚重。

    三是详实的基础研究。黄河舆图的原貌多以图、文结合形式存在，二者相辅相成。明清以来治河（漕）大员、地方官员在给朝廷奏折中附图，是现存黄河舆图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历史诸多原因，导致现存的图、文多是分离的，图面也少有信源的记载，造成很多图多不明来源。因而在后人对黄河舆图的研究中，断代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为此，本书利用图面提供的信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将《黄河图》的绘制时间断为1875—1878年间，依据为丁宝桢1875年筑堤后，及“光绪四年陶城铺运口开通之前”；将《查看黄河形势拟仍由铁门关以下旧河入海图说》断为1895—1897年间，依据为“绘图时间为吕家洼决口之后，黄河改丝网口入海流路之前”；将《民埝全图》（图7.80）断为1897年，称“……‘左营险工属范境，今年坍塌五六里’，‘吴集险工属濮州，去年决口处’，可资判断绘制时间”。可见在对舆图的绘制时间研究中，作者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与今人研究成果，考证严谨，结论比较可靠。

    四是以图明史，彰显黄河文明价值。关于黄河的研究资料、成果汗牛充栋，若想全面把握，并非易事。若以图像为中心，图、文结合研读，则能鲜明、准确地掌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如黄运矛盾的处理问题，1855年改道前集中在清口，1855年改道后集中在张秋，前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后期的应对决策过程，在相关黄河舆图中皆有直观、精彩的呈现。视角是多元的，河道水系演变、管理体制变迁、河工设施建设等自然人文变化问题的研究，以此方法均能有新的收获。黄河之于中华文明，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以大禹治水“随山刊木”为始，绘制黄河舆图就成为历代王朝与有识之士的行为自觉，中华民族的天下观也因黄河文化逐渐形成、清晰并得以强化。黄河如素缕般串联九州。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历史、生存、未来问题的思考，也反映了生生不息的民族奋斗精神。黄河舆图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载体及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整理研究工作已不再拘泥于对某一藏书机构或某一区域的黄河舆图研究，而是以黄河史为立足点进行体系化、系统化的爬梳，使黄河舆图的历史、时代价值熠熠生辉。这也是近年来学界在黄河舆图研究工作中的新动向，值得关注。

    文明多傍水而生，又因水而徙、而灭。保护好母亲河，古今目标相同，关于水、环境、生存、发展的思考没有终点。舆图所凝聚的治水智慧为后人所借鉴，后人对黄河舆图的绘制与应用也会不断丰富与创新。这本书，是黄河舆图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展现千年黄河文明魅力与发掘新的时代价值的重要载体。

    总起来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留存的黄河舆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