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戏剧力量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赵然所著的《晋察冀戏剧研究》以扎实的学术功底与深邃的历史洞察，为抗战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这部专著不仅是对晋察冀地区戏剧活动的一次全面梳理，更是对抗战时期戏剧如何成为战争动员、文化传播与精神鼓舞重要工具的深刻剖析，填补了晋察冀戏剧系统性研究的空白，以整体性视角揭示了戏剧艺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动员功能，还原了抗战时期文艺与战争、民众与国家之间共生共荣的复杂关系。

    区域性：太行褶皱里的文化突围

    地理文化空间是影响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该书的研究扎根于晋察冀边区独特的地理文化空间。书中指出，晋察冀戏剧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浸润于燕赵风骨与吕梁精神之中。慷慨悲歌的文化基因与崇侠尚武的民间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升华为戏剧中的英雄叙事与牺牲精神。传统戏曲中的忠义精神升华为《李国瑞》式的英雄叙事，民间说唱中的侠义情怀转化为《戎冠秀》式的牺牲赞歌，使戏剧成为浸润军民心灵的精神血脉。与此同时，针对战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与当地的复杂地貌，晋察冀戏剧展现出惊人的环境适应性。书中详实考证在晋察冀地区的独特地理格局中，三十余个群众剧社与村剧团如星火燎原般建立的历史图景，它们既依托太行山的复杂地貌保存艺术火种，又借助华北平原的广袤腹地将艺术火种迅速传播。这种地理空间策略使戏剧成为穿透敌人封锁的文化利器。

    为应对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戏剧形式也完成了因地制宜的转化。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形势，晋察冀地区的剧社演出呈现出极强的流动性，可随部队转移的“田庄剧”随时随地即兴开演，便于穿插敌后的“街头剧”于瞬间聚散，遭遇敌情可即刻中断的“快板剧”在行军途中鼓舞士气，以及紧跟时事创作的“活报剧”以真实报道点燃抗战激情。这种“游击式战场”的表演形式也催生了独特的演出场景，以深沟崖洞为临时剧场，用卡车拼接成流动舞台，用自然光或村民捐献的油灯照明。赵然的笔触穿越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些诞生于晋察冀硝烟中的艺术形态，看见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独有的战争美学结晶。

    战斗性：血火淬炼的艺术武器

    《晋察冀戏剧研究》系统论证了战时戏剧已超越了单纯的审美范畴，而演化为了具有政策传导与精神鼓舞功能的特殊艺术形式。戏剧艺术固然有娱乐、消遣的功能，但是其认知和教化、组织和激励的功能在晋察冀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晋察冀民众走向战场的集结号，成为战争年代血火淬炼的艺术武器。

    在战火弥漫的晋察冀边区，戏剧已经成为了连接政策与民众的“中介”，该书通过对上百部抗战剧作的剖析，揭示出戏剧在根据地承担着政策传导器、兵员补给线的复合功能。《救国公粮》将征粮政策通过戏剧演绎让群众对八路军战士产生感情，与剧中演员产生共鸣，产生感同身受般的体验，从而积极支援前线交公粮；《王瑞堂》在各分区的巡回演出使减租减息政策实现了广泛传播；《李国瑞》《五谷丰登》等剧目通过对典型人物的戏剧化演绎激发了众多青壮年的抗战激情，使“放下锄头拿起枪”从舞台走向现实，使戏剧成为了集结群众参军参战的号角。当戏剧将政策条文转化为家长里短，将政治动员内化为情感共鸣，交公粮、减租减息、参军参战等政策通过戏剧实现“软着陆”，一种独特的战时艺术形式已然成型，它既非简单的传播，亦非粗暴的灌输，而是在枪林弹雨中孕育的战斗智慧。

    戏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边区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不仅激励民众积极参与生产、走向革命战场，而且唤醒了参战的日本军人和伪军的良知。书中以详实的史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伪军、日本侵略者开展的文化战线的斗争。文艺工作者把戏剧作为打开伪军心扉的“钥匙”，启发他们走上抗战的道路。伪军队长看了《慰劳》，转而投身抗日洪流。戏剧游击宣传动摇了日军军心，使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山西盂县的齐籐义雄、一等兵西川村朗“求一中国老百姓引路投入军区八路军，现已加入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

    艺术性：传统形式的现代性突围

    在革命烽火中孕育的晋察冀戏剧，不仅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艺术创新的典范。这种创新表现在对传统艺术形式继承和发展，也表现在对西方艺术的接受和融合。《晋察冀戏剧研究》中，以“戏剧创新”为落点，梳理了晋察冀戏剧的转型过程。

    晋察冀戏剧诞生于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战争时期，然而这种极端的条件反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活力。晋察冀戏剧融合地方特色和传统曲艺形式创新了戏剧形式，产生了“田庄剧”“相声剧”等独具特色的戏剧形式。作者清楚地看到“田庄剧”在戏剧形式方面的创新。“田庄剧”消除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使观众身临其境。“田庄剧”剧场的自然性的特征与美国戏剧理论家理查·谢克纳所提倡的环境剧场（Environmental Theater）具有一致性。作者指出：“晋察冀的戏剧工作者则无意中使用了环境剧场的设计理念，拓展了戏剧艺术的表演空间，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场景都尽可能的成为剧场的一部分。”“相声剧”是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抗战爆发后何迟、张煌创作的相声剧《喜讯》，运用双关、寓褒于贬等艺术手法，讽刺了抗战中卖国投降的汉奸。

    晋察冀戏剧中还融合西方的艺术元素，创作了民族歌剧。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形式拼贴，而是基于对受众需求的深刻洞察。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留学西方的音乐家和剧作家已经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的音乐、戏剧知识，而自五四运动到抗战爆发期间，中国逐步出现了“话剧加歌唱”的表演形式，这种“中西合璧”并非机械模仿，而是通过“民族化改造”实现艺术语言的重生。丁里的《钢铁与泥土》创作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借鉴西方歌剧的“朗诵调”“咏叹调”再结合晋察冀地区方言，为当时的戏剧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邵子南创作的《不死的老人》不仅吸收了希腊悲剧的表现手法，而且也加入了边区霸王鞭舞。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语境下，《晋察冀戏剧研究》的出版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方面通过还原戏剧在战时动员中的具体效能，为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书中揭示的“艺术创新与战争需求共生”规律，对当前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具有直接指导价值。例如，书中对《战斗里成长》的文本细读显示，该剧通过“三幕式成长结构”完成个体到集体的精神升华，这种叙事范式至今仍在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延续。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阅读这部著作，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更能获得深刻的启示：当艺术真正扎根于现实与人民之中，它就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作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