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里下河 素人写作为新大众文艺发展提供鲜活样本

    编者按：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文脉悠长。这片丰饶的土地，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情、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质朴坚韧的民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形成了中国文坛备受瞩目的“里下河文学现象”。此次关于“潮涌里下河——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这一充满活力与潜力的议题的探讨，旨在承续里下河文学的深厚传统，拥抱并引导新大众写作的时代潮流，推动二者在新时代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

    深情书写时代的篇章

    里下河文学的传统与“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邱华栋认为，二者之间精神内核是相通的——都是对真实生活的贴近，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人性温度的传递。里下河文学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深厚的土壤、真切的体验、质朴的情感，是文学永恒的生命力所在。而这，恰恰也是新大众文艺最可宝贵的品质。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指出，“里下河”也从一个广义上的地理名词，逐渐演变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学地标。里下河文学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其强烈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里下河的作家们始终扎根生活沃土，深情描绘着故乡的风物与人情，深刻书写着时代的变迁与脉动，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刻时代印记的精品力作，成为当下全国文学界的一道靓丽风景。本届研讨会以“潮涌里下河——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为主题，“潮涌”二字，既是对里下河地区自然地理特征的生动描摹，更是对里下河文学创作生生不息、澎湃向前态势的精准概括。近些年，在里下河这片文学的沃土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景观正蓬勃兴起。一个以馄饨店主、退休工人、退役军官、教育工作者、农民等为主体的“新大众写作”群体，正日益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文学生力军。他们借助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载体，以鲜活的题材、真挚的笔触和即时互动的方式，深情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篇章，已然成为当下文化生活中最活跃、最富生机的组成部分。希望泰州继续深入梳理、研究里下河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艺术成就，进一步探索“新大众文艺”之路。

    里下河文学既是地域的，也是时代的；既是水写的诗史，也是人民的心史。里下河文学品牌的打造，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泰州市委书记姜冬冬介绍说，自2013年首届研讨会举办以来，泰州已连续13年深耕不辍，成立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开设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出版了系列丛书80余部、1200余万字，推出学术文章800余篇。今天的里下河文学已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写作现象，更成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生动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贡献了泰州力量。

    今天我们研讨里下河文学，正是坚定文化自信、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生动实践，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潮涌里下河，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研讨会主题，进一步聚焦精品创作，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奋斗、讴歌时代变迁，推出更多具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里下河地域辨识度的文学力作，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顺应互联网时代文艺发展的新趋势，支持大众参与、多元表达，让新大众文艺在水乡沃土蓬勃生长。要进一步建强人才梯队，突出引进高层次人才与培育本土人才并重，推动里下河文学青蓝相继、薪火相传。要进一步丰富文学载体，推动文学与影视、戏剧、文旅等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示里下河文学的风貌，进一步扩大品牌的影响。要强化系统策划和精准传播，放大名家名作的带动效应，推动里下河文学从文学高地迈向文化高峰，为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泰州动能。

    拿起手中的笔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感动的是常玫瑰和女儿的对话。

    常玫瑰现在的影响力很大，她做馄饨，她热爱文学写作。做馄饨有什么了不起的？ 热爱文学、写散文有什么了不起的？ 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常玫瑰真正吸引毕飞宇的点不在于她做馄饨，也不在于她平时坚持写作。而是当她寻找不到生活方向的时候，女儿对她说：“你为什么不能拿起手中的笔呢，我愿意做你的第一个读者。”

    常玫瑰的女儿其实有许多建议可以提，比如说你可以买一辆车，可以换一套房子，可以去买衣服、买口红……可她的女儿没有和她说这些，而是说“你为什么不拿起你手中的笔”——这个是了不得的。毕飞宇说，这个时候女儿一定会挑选那些最有价值的事情推荐给母亲。而价值是有序列的，在常玫瑰女儿的价值序列中，文学是靠前的，文学也许还是第一位的。这大概和常玫瑰一直阅读、写作有关，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常玫瑰用她的行为、她的人生在女儿的心目中建立起一种价值序列，所以女儿才会和她有这样的对话。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我想说的是这就是里下河，这才是里下河。当一个女儿拥有了她的价值序列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价值都是有价值的。在我们里下河，在一个孩子的心目当中，一个普通的做馄饨的女性的行为当中，文学作为价值是天然存在的。”毕飞宇看重这个“价值”，因为这和泰州里下河许许多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这个价值不是某一个人灵机一动出现的，而是千百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每个人对于文学的态度、对于文学的付出、对于文学的表达践行的一种价值。所以常玫瑰的女儿在常玫瑰找不到目标的 时候，才会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拿起自己的笔，我会成为你的第一个读者。”

    所以，在里下河，在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时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有可能是母亲和女儿，有可能是父亲和儿子。这样的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多么的生活化，多么坚固，是多么能体现人生的伦理，是多么可以当宝贝一样留存下去。而里下河文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这个价值序列有关，与这个文化的传统有关，在今天，以常玫瑰为代表的一批新大众文艺的践行者体现的正是里下河地区的日常伦理和美学趣味。

    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经验

    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认为，素人写作并不是必然的新大众文艺，专业作家也有可能写出伟大的雅俗共赏的新大众文艺。因为伟大的专业作家从来都深知，他就是大众里的大众，他的身份可以改变，但写作的时候他就是素人。关于里下河文学，并不是因为里下河有汪曾祺、毕飞宇，才有了里下河文学概念，而是因为里下河流淌的是星罗棋布的文学的河流，是因为里下河处处布满了坚实的文学土壤，是因为盛开了一朵朵的常玫瑰、王玉兰。另外，关于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与里下河的关系，不是因为有了当下新大众文艺这个说法，里下河才崛起了新大众文艺，真实的情况是，受里下河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与美学传承影响，里下河从来就有发达的素人写作传统，只是我们今天突然发现，这就是新大众文艺。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里下河文学”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一个内涵丰盈的文化符号。长久以来，以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以其精湛的技艺构建了里下河书写的审美高峰。然而，近年来，里下河素人写作的涌现，标志着一股源自民间的、自发的叙事洪流正悄然改变着这片文学水系的生态。这些来自馄饨店主、农民、退休工人等各行各业的“素人”作者，其写作实践已无法为传统的“乡土文学”或“地域流派”框架所完全涵盖。可以说，里下河“素人写作”的勃兴，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张光芒认为，素人的写作动机，源于对自身生命经验“不吐不快”的直抒胸臆，而非对某种文学风潮的追随。常玫瑰在《人间“草木灰”》中记录同学扣小平凡而沉重的一生，其驱动力是个人记忆与情感的无法磨灭；周文菁在《我是父亲的“旁听生”》中回溯父女深情，源于创伤与治愈的生命本能。这种写作，如学者何平所指出的，其意义首先在于“个人的精神建构”。它们多首发于地方晚报副刊（如《泰州晚报》），或直接在社交媒体上与亲友读者分享，其传播路径是水平的、网状的、基于现实人际与情感共鸣的，而非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等级评审。这正契合了新大众文艺“拆除”旧有文学壁垒，在自媒体打造的“广袤领土”中自得其乐的生态特征。里下河素人作者们，便是这片新田野上最本色的耕耘者，他们的作品是生活直接结出的果实，带着露水和泥土的质感。

    在生活中写作

    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文艺创新的新力量。泰州的素人写作以及坡子街文学已经是现象级的文学景观，他们所包含的意义值得探讨。评论家汪政注意到，泰州的普通写作者们没有因为写作改变他们的身份，他们一边在地劳动、工作和生活，一边进行文学写作。“在生活中写作”构成了他们写作状态的重要特征。所以，与专业和职业写作者不同，他们的主体身份是写作以外的劳动者，即使写作成就突出者如常玫瑰、王玉兰、周新等，依然工作和劳动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写作真正地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表达自我、愉悦身心的途径。

    “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片土地，他们的文学内外是一致的，生活是这样，写进文学也是这样。”汪政说，泰州的普通写作者们的文学是“自言”的文学，他们的写作从题材上给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地区的生活景象，百工式的劳动场景，富于烟火气的市井日常，尤其是这些叙述与描写中透出的生命与生活的底层逻辑以及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和情感特色。这些虽然不是所谓的宏大叙事，但却是时代的样本，从泰州这批写作者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学腔调，看到里下河文化与文学在话语上的传承与创作。他们的文字流淌的是这个地区水一样的自在，起伏着的是当地自然与人文的节奏，表现出的是生活者个性、本色。里下河地区的民间文学特色、口语特点，特别是方言构成了他们总体风格。在专业作家中，能用方言，并将方言作为语料库去酿造自己的文学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在泰州这群普通的写作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方言的魅力，这一点特别宝贵。

    我手写我心

    新大众文学的作者应该有更高的理想。诗人胡弦认为，新大众这个概念，“新”字很重要，它是对群体的命名也是对群体的要求，像坡子街这样的地方应该持续关注，应该对他们抱有更多的期望。

    “素人”一词源自哪里？ 核心意义是什么？ 评论家徐晓华经过核查发现，“素人”源自于日本，其核心内容就是两点，第一非专业，第二真实表达。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社会学写作的民间样本”，是去专业化的。在徐晓华的印象中，素人写作已经存在很久了，十几年前，江苏教育电视台请她去参加一档节目，节目就请了一个写诗的打工女孩，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歌也从平凡生活的点滴出发，善于从路边的一朵小花、送餐单上的一点血渍、爱人头上的一根白发中发现诗意，诗之美、诗之意、诗之思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就在我们置身的生活中，他的诗作贵在真诚和有思想。

    谈到新大众文艺，评论家申霞艳有两点看法。第一，新大众文艺是建立在新的生活形态上的。有些行业是现代化催生的；有些行业比较过去迭代升级了，比如陈彦写的《装台》，过去演戏都是戏班子自己临时装台，但是今天的装台变成非常专业的事情。快递、外卖是速度的产物，同时催生新的生活模式。第二，新大众文艺是建立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机之上的。手机、AI也在深度改变写作，里下河作家常玫瑰就是工作之余用手机写作。与此对应，文学的生产、消费、评论、传播都可以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机上完成。

    新大众文艺强调要在互联网条件下讨论，而写作，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职业作家、业余作家、素人写作还是新大众文艺，所有通向自我、抵达灵魂的创作背后都有一个“素心人”。

    “这些作者大部分没有成熟的文学技巧，但是他们的文字同样具有相当的情感冲击力，是一种非常本色的表达，比如说情感具体，细节沉浸，这些都充满了我手写我心的坦诚。”《青春》主编、诗人李樯说，所谓的素人写作，是文学民主化或者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生动体现。我们可能不了解复杂的文学理论，但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方法，用自己的感受来践行文学即人学的根本的写作理念。

    不囿于写作者身份

    《东吴学术》主编周红莉提出“精修式写作”与“毛坯房式写作”两种写作形态。与情感同质化严重的精装写作现象相比，毛坯房式的“素人写作”有些粗粝，但每个都是活泼的个体，这些个体又创作了无限的可能。

    《潮涌里下河》中收入的作者，如：常玫瑰，馄饨店主；王玉兰，农民；周新，房地产从业者；还有退休工人、老师、羊肉店主等等。这些“素人写作”有两个明显特质。一是有明确的身份标识——新面孔+非文化职业+基层体验，这些身份，又自备陌生化效应，或可满足他人的猎奇心理。二是无隔膜生活，无隔膜用语。

    周红莉同时反思道：如果“素人写作”是一个文学概念，那素人写作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写作运动”“大众语运动”有什么不同？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底层文学）有什么不同？ 素人写作，核心是写作还是被身份加持了的写作？ 还有，新大众写作到底是些什么“新”？ 这些都是需要从学理上解决的问题。“素人写作”当然需要关注，但是不是也需要关注素人后续成长问题？ 文坛刮过很多风，“素人写作”要雁过留声。“写作的逻辑点是写作本体而不能囿于写作者的具体身份。”周红莉认为，写作者有没有特定的类型属性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无限而芜杂的现实中修炼好“两只眼”：用热眼看世界，写尽人间烟火；用冷眼审人生，道尽人性幽微。

    素人写作和传统意义上所理

    解的文学，不应该成对立关系。评论家项静认为，素人写作在新媒体上大量出现以后，一定会给文学和整个文学，或者是文化生产这样的场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素人作家很多也是纯文学的受益者，他们的阅读和出场方式或多或少都是跟文学体制有关，而素人写作的大量出现，也给今天的文学写作带来一种警醒和有益的补充或者是参考。素人写作的头部作家，他们的作品已经形成一种影响力，因为他们作品和示范，会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受到鼓舞，进入到文学创作的生产活动当中去。项静同时提出，不必把素人写作重新拉回一贯的评价系统和方式中去，用惯有的文学的标准或价值去评价他们。所谓的新大众文艺，一定是新的事物。文学有疗愈功能，这种功能会把文学变得更加松弛或者生活化。有人写作就仅仅是为了写作，自我表达和自我愉悦，不一定非要变成一种竞赛和竞争机制。文学的存在能使社会更加有机化，它的功用和益处是远远大于是否是好的文学作品。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文卓认为，里下河的素人写作群体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作家群体涵盖面广。在里下河这个庞大的素人写作群体中，不仅有馄饨店主、教师、工程师；还有退休工人、企业主以及个体户。一方面，说明里下河地区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对于文学创作的滋养；另一方面，在新大众文艺的背景下，文学创作再也不是少数专业作家的特殊权利，文学写作真正开始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创作势头十分强劲。比如常玫瑰在《人间“草木灰”》中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写到了我与扣小的故事。比如说王玉兰在《浮云上》中由眼睛的治愈写到了人和人之间的温情，还有周新的《回家》寓意万物有灵，夏琳琳的《秋梨膏》通过一两件小事，歌颂了在消费时代人和人之间朴素但又真挚的情感，王思本在《二叔》中写了二叔这样一位普通人平凡但却伟大的一生……里下河写作对于日常生活叙事十分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鲜活灵动，语言的运用与表达也十分地道，富有亲和力。

    需要正视局限和问题

    扬州大学教授张堂会观察到，在新大众写作当中，以周新为代表的作家，在反映新时代大众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变革面前，也可以建构起一个深度的表现空间，能够拓展我们大众的一种想象力。在他的这种行业性的小说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与构建。

    “在肯定新时代大众文艺成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有些问题，即如何在不牺牲文学品质的前提之下，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这也是新大众文艺创作需要思考的。”张堂会说，新大众写作的作者大多是各个领域的具有深厚丰富的生活积累的从业人员。如何将生活的积累转化为艺术的表达，如何提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仍然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需要在同类的作品当中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有自己独创性和创新性，避免陷入一种固定的模式套路。

    素人写作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起来了，但是徐晓华觉得素人写作也需要面对自身的局限和问题。第一，避免同质化。素人写作以非虚构及诗歌创作为主，创作题材、内容乃至情感的真实性与共情性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因此也会带来“苦难叙事”“底层悲情”的泛滥，易陷入标签化的窠臼。建议不要老是向内，不要只写自己，要向外，要有一些创造，不要总是关注自己的身边，可以看得更远一些。第二，素人写作者来源于底层或基层岗位，因为文化程度有限导致文本深度不足，创作可持续性可能会受到挑战。这些障碍或者说是局限，需要我们去继续学习，多读典型作品、名家名篇，体味更高层次写作的乐趣。第三，素人写作具有相当的自发性，但也存在低段位相互影响、带动和共鸣呼应，希望大家克服地域性，不要只看到泰州，题材、形式都可以更宽泛一点，更丰富一点。

    （王力江 夏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