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示现新的学术轨辙

    尚永亮、洪迎华《唐五代贬官流人考》（以下简称“《贬官流人考》”）的创新之处，王兆鹏先生已在序中做了很好的阐发，我不能全部“照着说”，但如何在兆鹏兄的基础上“接着说”，其实也是对我的考验。我个人认为尚兄新著《贬官流人考》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新的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尚兄在《前言》中说本书“是以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全编》为楷式的”，兆鹏兄大序中也说“这是继《唐刺史考全编》之后又一部精品力作”，都是从史料考据学的角度就两书的相同处而言，对此我完全赞同。不过两书属于两个领域，差别还是明显的。

    首先，从方法论而言，《唐刺史考全编》是以地为经，以时为纬，简单地说就是从空间展开的编排；而《贬官流人考》则是以时为经，以地为纬的，是一种有关唐五代官员流贬的时间地图，简单地说，还是以时间为枢纽的叙述。

    其次，就研究对象而言，《唐刺史考全编》所讨论的对象是唐代各州（郡、府）地方行政长官，而《贬官流人考》所研究的对象，则既有地方长官，也有许多京官，还有宗室成员，更多的应是那些地位低微、数量巨大的下层僚吏。

    再次，就工作量而言，《唐刺史考全编》虽然目前还未必很全，但是未知的、阙漏的会越来越少，因为有唐一代州（郡、府）的设置有固定数量，刺史（太守、府尹）的任命、迁转也是有固定数额的，虽然现在仍无法全部掌握，但总有将空缺全部补齐的一天。而《贬官流人考》因为所处理的对象数量巨大，故工作量也是巨大的，目前开了一个好头，也有相当可观的深度开掘，但距离“全”仍然任重道远。这并不是责怪尚兄，在我看来，尚兄所启动的这项研究，有点像是对唐五代进行一次文献考古，列入考察的范围是大遗址，没有全部勘探完毕，故也无法做最后的总结。

    当然，我在兆鹏兄之后这样讲，也是故意以同为不同。其实，两书均开拓了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郁先生的大著是古代史著编纂体例“谱表”类的现代版，将有唐近三百年数百个州（郡、府）的行政长官全部纳入，戛戛乎其难哉！ 尚兄的《贬官流人考》，应该说是受郁先生大著及前贤研究方法论的启示，但绝不是“职官类”这一类传统课题的简单延续，而是另外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

    第二，咬定青山不放松，示现新的学术轨辙。

    给学界印象最深的是，尚兄持续几十年，对古代官员流贬研究的纵深开拓，竭泽而渔，做到极致。诚如尚兄自述及兆鹏兄序中所谈，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了贬谪文学的研究。尚兄在自己成名后，同时指导硕博研究生在这一领域进行深耕。这就使得这一有意义的领域在同时和此后仍有更年轻的朋友不断“接着说”，这是被人文学术史和科学技术史不断验证的一条法则。我认为，尚兄的创新性开拓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再次给我们示现了这一法则。同时，对我们仍然在一线从事科研和参与人才培养的同行，也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人文学术界，有些学者个人的成就很高，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贡献很大，于是形成了学派和学派的传承。也有些学者，个人成就很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数量寥寥，成绩也一般。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虽然出身寒微，但个人却能脱颖而出，光彩照人。我觉得，尚兄属于第一类。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在贬谪文学领域不断开拓的中青年学者人数不少，这里就不枚举了。

    第三，有意识地广泛运用新材料。

    尚兄在本书《前言》中说：“随着大量新出墓志的涌现，唐史与唐代文学的相关研究突飞猛进，其资料整理、汇编及电子文献、检索系统也日益丰富详备。这些新出土文献为贬官流人提供了大量正史不载或阙漏不全的信息，而新的检索手段也极大便利了资料的查询和梳理。”我在参加陈尚君先生纂校《唐五代诗全编》的新书出版仪式上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陈尚君先生、尚兄、兆鹏兄是同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向各自学术领域的，他们除了个人禀赋异常、文史根底扎实外，也同时都能“预流”时代新潮。我提及的“善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话题太散，这里不宜再枝蔓，仅新材料一端也不便展开。就以尚兄本书所列碑志类参考文献来说，已多达四十余种，这些新文献的重要性及整理的水准虽然不能等量齐观，但由此可见作者对包括考古出土所见新材料的学术敏感性。

    第四，以严谨的考证推进文史研究的科学化与数字化建设。

    近四五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包括唐代文学研究百家争鸣，突破很多。加之互联网、数据库、人工智能发展很快，令人亢奋，也让人沮丧，因为似乎AI如DS都能写论文了，人文社科研究还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陈尚君先生去年推出的《唐五代诗全编》再次证明，身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既要善假于物，用好最新科技工具这个学术助手，又不要被这个科技战狼吓倒。《贬官流人考》也是逆流行而动，践行“方法循旧、理念求新”的研究路径。尚兄“方法循旧，理念求新”的说法虽然是自谦，但我认为其中也透露出一种学术自信，作者有意要与浅俗、时尚和流行拉开距离，希望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能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的谱系：有客观的量度，有数理的依据，有缜密的思维，有自洽的逻辑，有试错的机制。诚如严耕望先生所言：“聚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这样得出的结论，一方面有更坚实的依据，可以与历史的大网络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复活尘封的历史；另一方面，使得历史有机体有了更多充血的毛细血管，也为文学图景提供更细更密的彩绘像素。

    我最近看张泉的新著《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感慨良多。该书钩稽20世纪前半叶三十多年内，中国几个学术机构中几组学人的颠沛流离与学术努力，封面引用了杨铨先生的一句话：“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引来了许多读者的唏嘘。在那个“乱世”，许多现代学科创设伊始，但却涌现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巨匠。从40年代末迄今，又过了七十多年，差不多是那个“乱世”的两倍时间，但在相关文史领域究竟取得了哪些举世瞩目的成绩？ 涌现了哪些学术巨匠呢？ 我们的后代究竟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的人文学术呢？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也应该做些回顾和盘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但是感觉还是有些少。张泉有感于乱世和荒野，喟叹道：“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我也从包括尚兄在内的一大批师友身上，看到了中国古典学术在现代的“一线光明”，他们同样是“勇毅者”，我不仅推荐他们的学术，也仍愿追随他们前行。当然，希望更多年轻的朋友沿着这条崎岖的道路不断向上攀行。

    《唐五代贬官流人考》，尚永亮、洪迎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