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国
去年12月18日,因公来到海南三亚。我每到一地,空闲时间愿意多见见朋友。想到北京大学的易杰雄老师,每年入冬时节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到海南,便想联系一见。发微信,久久没回,打电话无人接听,心里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毕竟已经80多岁了。
回来后,这件事就慢慢放下了。即使偶然间想起他来,也总是说,等天热了他回北京了,专门抽时间去畅叙。一年倏忽而过,今年9月底,我又想起去年的这件未了心愿。拿出手机,用DeepSeek软件输入“北大易杰雄”五个字,震惊我的消息闯入眼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易杰雄教授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他的逝世是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大损失。”遗憾和自责撞击心扉,他到底是啥时候离开的? 我读下去:
“易杰雄教授生平:易杰雄教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于1945年1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地区,主要在《承德日报》等单位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1978年,易杰雄教授再次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师从黄枬森等著名教授,并于1981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他1993年9月晋升为教授。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他两次到莫斯科大学访学,师从奥依则尔曼院士等世界著名哲学家,深入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
……
易杰雄教授于2024年6月8日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悲痛、叹惋、自责。这个和我父母亲年龄相仿的“忘年交”老人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一个个交往的瞬间清晰如画。
我和易老师因为一本书而结缘。2004年,他的“哲学、文化三部曲”(《哲学、文化与社会》《哲学、文化与人生》《哲学、文化与世界观》)的第一部由我担任责任编辑,书中对创新的哲学论述让我眼界大开,也对他心生敬佩。哲学思考,超越了人们的惯常思维,将问题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从逻辑上找到根据和不足,是一般人难以企及而社会发展又特别需要的。易老师驾轻就熟,直视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条分缕析,既为决策者提供重要参考,又为理解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支撑,让我收获很大。我从心理上认同他的许多观点,交往自然就多了起来。只要到北京,晚上有闲暇,我都会到他家里看望,有时聊到深夜,仍然依依不舍。他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直抒胸臆,让听者有畅快淋漓之感。那时候,他多次到石家庄授课,每次都给我打电话说:“小郝,我到石家庄了,晚上过来聊聊。”每次我都如约而至,尽地主之谊,情感在不经意间悄悄生长。我把他当父辈看,他把我当兄弟待,每次电话的开头都是称呼“老弟”,令我受宠若惊。
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畅聊正欢,弟弟突然来电话,语带哭腔:“哥,小阮(我弟妹的名字)检查出癌症了。”我赶紧问详细情况,他说:“骨膜癌,得赶紧做手术。”易老师听到了,忙说:“来北京吧,我有个好朋友在肿瘤医院,我给他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还得再等等,我朋友有些事得安排。”不久,朋友电话打来。易老师说:“给你弟弟打电话,来北京,越早越好。”
第二天我陪着弟弟两口子来到肿瘤医院,见到那位张医生。他检查完说:“这种手术我们医院也能做,但积水潭医院更保险,我帮你们联系好,再去承德。我昨天刚到承德,易教授的电话到了,我马上换车往回赶。事情晚一天也行,病耽误不得。”我们听后都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张医生说:“易教授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朋友嘛,不用客气。”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易老师听,他说:“我的朋友都这样,有了困难大家都全力以赴。”
这件事,对我家教育意义很大,多年来,我把易老师和张医生的话作为行动指南,能帮助别人就尽全力,以渡人渡己的态度对待朋友,也收获了不少欢乐。
2014年,《哲学、文化与人生》出版时,我们已经是家人般的感觉,“兄弟”般的情谊。后来,他多次给我讲他助人为乐的事,比如,帮着农民工讨要工资,向宁夏图书馆引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达百万美金的图书捐赠等等。我在北京工作期间,他也总是说,有困难了,一定到家里来,不用客气,虽然他是江苏人,但河北是他的第二故乡,对河北人他有好感。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正义、感恩、执着,也看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柔情。
现在是11月末了,天气渐渐转凉,按照易老师原来的节奏,他应该准备和老伴踏上南迁之旅了。退休的我也有时间飞到海南,到他府上陪他畅快地聊上几天几夜而不必急于撤退了。可是,易老师悄无声息地走了,带着朋友们的祝福,也带着我发自心底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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