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中国历史上统一且国祚短促的王朝,最著名的有两个,一是秦代,二是隋代。一般认为,这两个朝代,在统一疆域、制度建设等方面,有着各自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则乏善可陈。《文心雕龙》说“秦世不文”,几乎成为学界共识。我基本上认可这个看法,同时也认为秦代文学依然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参见拙文《“秦世不文”的历史背景及秦代文学的发展》,南开大学文学院编《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至于隋代文学,地位更为尴尬。首先是关于隋代文化阶段的归属问题,或视之为魏晋南北朝的结尾,或以为唐代文化的开端,总之没有独立的地位。其次是关于隋代文化价值的评价问题。学术界对于隋代文化价值的认定,充其量是南北文化的合流,与唐代文化的繁荣没有必然联系,甚至,隋代的绮丽文风还对初唐文学起到负面作用。
揆诸史实,并非如此。隋代统一中国,汇集了大量的南北文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从制度建设方面说,隋代开设科举制度,为广大下层文人开辟仕进通道。从学术发展方面说,初唐最重要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多来自北朝,他们在隋代就受到重用,是初唐文化的重要建设者。至于文学创作方面,我们习惯于用“南朝化”的标准来衡量北朝及隋代文学,忽略了北方文化的特殊性。鲁迅说:“唐室大有胡气。”(《致曹聚仁》)唐朝文化中弥漫着大量的“胡气”,边塞诗的写作,李白的才气,无不如此。
若干年前,我研究《文选》《玉台新咏》,还想延伸到隋代及初唐,试图考察南北文化家族对隋唐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隋唐之际的变化,还与秦汉魏晋密切相关。在当时,我只能沿波讨源,上溯秦汉,至于对隋唐之际的文化考察一直未能有效展开。
二十年前,马铁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我考虑他在齐文榜老师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云溪友议〉考》,很有文献考订基础,便建议他以《史通》为学位论文选题,从目录学入手,追溯汉魏六朝史学渊源,探讨唐前学术流变。三年后,他以《〈史通〉与先唐典籍》为题,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内篇《〈史通〉与先唐典籍》已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我在序言中用“勤勉细密”四字对铁浩的研究特色作了概括。论文外篇《〈史通〉引书考》也已由学苑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华书局编辑看到这两部著作出版后,慧眼识珠,又约请铁浩作《史通校笺》工作,并与铁浩签订了出版合同。
在此学术背景下,我建议铁浩以隋代文学作为学术基地,深耕细作。以往的研究,往往选取几位重要作家为代表一带而过。铁浩认为这样的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完全看不到全貌。于是,他从历史地理和职官制度入手,以“隋代文官制度与文学空间研究”为题,申请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他的研究,首先从文官制度与文学空间两个维度开展地毯式的文献收集考订工作。
他延续着自己《史通》研究的路数,从文献入手,编纂了《隋代文人郡望考》《隋代文人仕宦考》《隋代文人历官表》三种资料,试图从整体上了解隋代文学的历史生态。如何界定文人,铁浩制定了两个标准:其一,据南北朝隋唐之际史传及严可均、逯钦立书,凡生平有诗文、著述存世或有学行可论者,皆目为文人,与今人以赋诗作文为文人者不同;其二,凡有在隋朝入仕之经历者,皆目为隋代文人,与总集以作者卒年为限断者不同。
《隋代文人郡望考》以《隋书·地理志》所记大业三年(607)郡县为纲,分为雍州、梁州、豫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等九个地区,后附郡望籍贯不详者、列女、释氏、外国等,考察隋代文人的郡望、籍贯、同姓分支别派等,明确隋代文人的地域渊源,以及隋代文学在不同区域的兴衰异同。众所周知,南北朝士族以门阀为重。唐柳芳论氏族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芳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7-5678页)“侨姓”“吴姓”“郡姓”“虏姓”,隋代文人中无不有之,分布广泛。通过文献梳理,作者发现,冀州地区人才最盛,说明隋唐家族文化,以北方冀州为重要基地。
《隋代文人仕宦考》考察了隋朝统一后的文人仕宦路径。从总体上说,隋代文人多来自周、齐、梁、陈诸朝,他们辗转入仕,旋即出仕李唐,以户籍迁转为常事。鉴于此,在郡望籍贯之外,作者充分意识到,在王朝易代之际,隋代文人的仕宦之路多处于流动状态。于是,他以王朝地域为别,以时代相次,编纂《萧梁入周隋文人仕宦考》《北齐入周隋文人仕宦考》《北周入隋文人仕宦考》《后梁入隋文人仕宦考》《陈代入隋文人仕宦考》《隋代未入唐文人仕宦考》《隋代入唐文人仕宦考》等,以正史传记为主,补葺其仕宦履历,并注明其所历诸朝。
《隋代文人历官表》参稽《隋书·百官志》等官制书,将隋代职官分为三师三公、三省六部(附东京官)、秘书省(附内侍省、殿中省)、九寺及台监、诸卫(军府)、东宫及诸王府、州郡镇县(附留守官)、总管府、行台省、勋官散官爵位赠官、佛寺(附道观)等凡十一类,列为表格。诸官性质或有差别,职务亦多变化,权力时有升降,废置亦有先后,这些复杂的问题,作者皆据史实加以考订。隋代短祚,文人多自前朝入仕,又有转而出仕李唐王朝者。因此,在隋朝历官之前,该表还单列前后朝历官,以睹士人一生仕宦之全体,避免割裂之病。隋时所仕诸职,则以先后为次,分系于不同类别之下。
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以儒为吏与学在山东》《政治中枢的隋代文人》《隋代州县文官与地方文学空间》《梁代文士在周隋的文化命运》《周隋之际的旧齐隐士》《从藩邸到秘书——旧陈文人入隋后的文学侍臣身份》等对隋代文人群体的研究。
就文学地理研究而言,铁浩并未拘泥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观念,而是借用西方“空间转向”的理论主张,认为仅从现实地理层面考察问题相对简单,而“空间转向”的文学主张,可以揭示出一些更复杂的历史面向。铁浩的学术个性,向来以文献收集考订为主,在理论思考的层面并非长处。但是他能注意翻阅一些比较新锐的文学理论著作,借助于“空间转向”理论研究隋代文学问题,确实值得鼓励,也是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有了文献和理论的支撑,他发表的若干专题论文,如《隋李德林〈霸朝杂集〉抉微》《卢思道〈劳生论〉的写作时间及其心态》《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以学问为伎艺——略论颜之推的北朝化倾向》《古典的“地层”——开皇乐议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等,便有了新的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他能从群体中认识个体的选择,进而理解其文学风格或文学思想。譬如同样是自北齐出仕周、隋的李德林、李谔、卢思道、颜之推便各有不同。
李德林积极投靠杨坚,建议杨坚任丞相而非大冢宰,从任大丞相到称帝,诏令皆出李德林之手,他从丞相府从事内郎顺利转为一国的内史令,文学才能显然是其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他为文典雅质穆,摆脱了南朝文绣鞶帨的习气,无论政治抑或文学,皆表现出向汉魏回归的倾向。
李谔和李德林一样,也是新朝佐命功臣。李谔上书在开皇六年至八年间,从中固然可以管窥隋朝立国之初南北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若考察文学观念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则会发现东西冲突才是当时亟待解决的文化问题。《上书正文体》对南朝文风的严苛批评,折射出隋文帝政府对旧齐地区的文化政策,即南北文风冲突不过是东西政治冲突的外化。李谔以治书侍御史上书迎合隋文帝“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令,彰显出御史台作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性质,体现了开皇时期文化领域中皇权的加强。
李德林、李谔都出自赵郡李氏,但籍贯不同,地望不及出身范阳卢氏的卢思道。卢思道出身北方大族,更有地方根基,在新旧交替之际颇为踌躇,其《劳生论》以“设论”之体,凭借仕与隐的矛盾话语,在感慨“士”自身处境的同时,亦不吝批评北朝季世的“士风”。
颜之推一生间关南北,历仕梁、西魏、北齐、北周、隋五朝,一面称萧梁为“本朝”,一面又以北齐遗民自命,《颜氏家训》虽成书于隋开皇间,而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颜之推的文化观念仍以南朝为底色,又因为被迫出仕北朝,其政治立场便在有意无意间兼顾南北,在学风文风等方面逐渐有了北朝化倾向。譬如在文学方面,他看重文采,讲究章法,同时又注重文章载道的功能,以宗经复古的文学观念革除南朝梁陈文章之弊,这也是北朝风习熏陶的结果。与此同时,颜之推又与上述几位重要的文学家有着深刻的差异。从《颜氏家训》等文献中可以看出,他重视学问胜于道德,重视经验胜于经典,重视家族胜于国家,重视学者胜于文人。
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考察,铁浩从整体上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他发表的《隋代文学南北融合的观念与历史》(《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是其关于隋代文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章。
我一直主张,研究文学,必须跳出文学,重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重视职官制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重视社会史与政治史的思潮,从编纂资料长编入手开展课题研究。我甚至认为,编纂一部理想的资料,就已完成了课题的一半工作。另一半研究,需要有理论的思考,有综合的能力。前者是研究的基础,后者是研究的目的。铁浩非常认同我的看法,并躬身实践,编纂了上述三部资料集。我建议他仔细揣摩开明书店版《二十五史补编》中的著述,编纂一部综合性的资料类编。当然,这项工作既繁且细,商榷体例,谋篇布局,收集资料,按部就班,都需要积以时日,以臻完善。目前所搜集的资料虽然是初步的,已经给铁浩的研究带来诸多便利和深刻启迪。我期待着综合性的资料类编早日完成。
作为隋代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隋代文官流动与文学空间》出版在即,铁浩希望我能发表一点看法,以求同声相应之效。我对铁浩的研究情况比较了解,故有如上评述,不当之处,请作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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