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乐山《仪式与尊敬》的跨文化哲思

    ■王佃晓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以《论语》典故为自己命名的美国哲学家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是推动儒学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学者。作为“波士顿儒家”学派的核心人物，他在中西思想交融和文明互鉴方面造诣深厚，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他于1991年“儒家与基督教对话会议”中首次公开使用“波士顿儒家”这一概念；此后，其代表作《波士顿儒学》的问世，标志着“波士顿儒家”学派从概念构想走向正式确立。仅从字面上看，“波士顿”与“儒家”毫无关联，但当我们跳出字面局限，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视角审视，会发现这种联结打破了地域与文化的壁垒，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与深厚学术价值。在南乐山看来，儒家并非只能依附于东亚文化的地域性思想，更应是一种具备普适性的哲学传统。南乐山的大多数著作，迄今还未有中文译本，而《仪式与尊敬：比较情境中的中国哲学》（董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遗憾。该书收录了他代表性的论文和演讲稿，以跨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为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全新路径，是了解南乐山思想和“波士顿儒家”学派的绝佳窗口。

    突破“传统—现代”的二元桎梏

    当西方哲学仍在“中国有无哲学”的论辩中徘徊，当中国哲学常被窄化为伦理说教或文献考据，南乐山摒弃学界对中国哲学“复古阐释”或“以西释中”的惯性路径，以“活的传统”为核心立场，主张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回应当代问题的能力。在他看来，无论是孔孟荀的古代儒学，还是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若脱离现代社会的现实语境，便只能沦为博物馆里的思想标本。

    所以书中开篇便直指关键议题：当代儒学需在形而上学、哲学宇宙论、人性论、社会理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拓展话语体系。以形而上学为例，南乐山没有回避“中国哲学是否有形而上学”的争议，而是从周敦颐《太极图说》切入，提炼出儒家形而上学的五大核心主题，并通过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皮尔士实用主义的对话，构建出兼具传统根基与现代性的理论框架。这种建构并非简单嫁接，而是将儒家“太极”“阴阳”等概念转化为可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抽象范畴，借助西方哲学的话语形式，让儒家形而上学的核心内涵被更广泛地理解。他认为中国哲学并非没有形而上学关怀，只是其表达方式不同于西方“存在论”传统——儒家形而上学以“和谐”“变化”“有无”等为核心，关注的是宇宙与人类存在的动态关联，而非静态的实体属性。南乐山重构儒家形而上学的最终目的，是回应当代社会的现实挑战。在现代科学对传统宇宙论的冲击下，许多人认为形而上学已沦为“过时的玄学”，但南乐山指出，现代科学虽能解释宇宙的“如何运行”（如物理规律、生物进化），却无法回答宇宙的“为何存在”（如为什么有某物而非无物）、“存在的价值何在”等根本问题，而这些正是儒家形而上学能够介入的领域。这种路径不仅适用于形而上学，更适用于哲学宇宙论、人性论、社会理论等其他维度，彰显了中国哲学作为“活的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仪式：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与当代转化

    “仪式”（礼）是全书的核心线索，也是南乐山解构并重构中国哲学的关键支点。他跳出“礼是封建糟粕”的刻板认知，将荀子礼学与皮尔士符号学相连结，提出极具启发性的观点：仪式是人类“参天地之化育”的符号实践，是自然禀赋与文明规范的中介。例如，在对《荀子》的解读中，南乐山展现出惊人的跨学科视野。他认为荀子“礼起于欲”的理论，与现代心理学对“欲望塑造”的研究高度契合——仪式并非压抑欲望，而是通过符号系统为欲望赋予方向，使“人之生固小人”的自然本性，转化为“群居和一”的文明德性。这种解读打破了“孟子性善论优于荀子性恶论”的传统认知，更将仪式从单纯的行为规范，提升至“建构人性”的本体论高度。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南乐山将仪式理论延伸至全球治理议题。他指出，当代文明冲突的根源之一，正是缺乏能容纳文化差异的“全球仪式”——从跨族群共处的日常礼仪，到国际争端协商的制度性仪轨，儒家“礼”的智慧可为解决全球多元文化矛盾提供重要资源。

    比较：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

    南乐山的比较视野，始终保持着双向照亮的自觉。他既反对将西方哲学作为唯一标准的文化霸权，也拒绝将中国哲学封闭为特殊主义的文化标本。在讨论道家思想时，他没有将“无为”简单等同于“消极避世”，而是通过与海德格尔“此在”、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的对话，揭示道家“顺应自然”背后的形而上学深意——道既是“不可名状的终极实在”，又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可名之物”，这种双重性恰能回应现代社会对“确定性与流动性”的双重需求。

    书中对“波士顿儒家”的阐述也尤为精彩。南乐山坦言道，在城市化、多元化的波士顿语境中，儒家“孝道”“宗族”等传统载体已发生根本变化，但儒家“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礼以时为大”的灵活性，仍能为解决后现代社会的家庭解体、文化冲突等问题提供启示。这种“在地化”的实践探索，证明中国哲学并非只能依附于东亚文化土壤，而是具有普适性的思想资源。

    “活的传统”之真义

    作为“活的传统”，儒学可为当世论辩贡献智识；然其自身亦必因参与此等对话而变革，此即“活的传统”之真义。南乐山的这一观点精准击中了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痛点——要么沉迷于文献考据的“自说自话”，要么陷入“以西释中”的话语依附。而南乐山通过十二章的层层论证，在书中展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研究范式：以中国哲学的核心议题（如仪式、尊敬、和谐）为锚点，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如形而上学合法性、伦理规范性）为参照，在对话中既彰显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又推动其融入全球哲学对话。

    《仪式与尊敬：比较情境中的中国哲学》不仅是南乐山教授多年跨文化哲学思考的结晶，更代表了一种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置于全球对话语境中加以激活与重构的积极尝试。在文明互鉴日益迫切的今天，南乐山的这部著作为中国哲学搭建了一个“可对话”的平台，并提醒我们：中国哲学的当代转化，既不需要“回归传统”的文化复古，也不需要“模仿西方”的话语移植，而需要在比较的视域中，激活其内在的对话基因，让古老的智慧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力量。

    本书作为西北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译丛”重要成果之一，秉持着为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他者眼光”、为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社会相适应提供借鉴的主旨，为文明互鉴搭建了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文本桥梁。对于国内学界而言，《仪式与尊敬》的译介和出版更具“他者镜像”的参照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对本土哲学的解读多立足于自身文化语境，而南乐山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他既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适价值，也客观指出其在现代传播中的适配性问题，这种清醒的认知为国内学者评判域外研究的可靠性、探索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个角度看，这部著作的出版，正是译丛“输出—输入”双向循环机制的生动体现、与译丛“激活传统、服务当下”的定位高度契合——它让我们在了解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能更清晰地审视自身传统，进而在文明互鉴中实现思想的双向成长。《仪式与尊敬：比较情境中的中国哲学》一书也以具体实践证明，中国哲学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能穿越古今、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永恒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