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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政
礼莫重于丧，丧葬礼作为中国古代礼制的门类之一，不仅起源甚早，而且自成体系。《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在古礼中，丧葬礼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反映出古人对死后世界的认知以及对生命的关怀。
商周时期丧葬观的嬗变
上古时期虽有丧葬习俗，但先民长期处于“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的阶段。其后历经商、周二代，随着礼乐文明的兴起，尤其是西周初期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实现礼仪制度的“由质趋文”，才逐渐形成完备的体系。尽管商代已有礼俗在民间流行，但并未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立。周人代商，其最大转变即在于对前代礼制加以损益，并确立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而与之相关的丧服制度亦是其重要革新之一。
商人崇拜鬼神，其祖先在世为人，死后即成为神，“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与商人对待鬼神的畏敬态度不同，周人重视“敬德”“明德”，其所表现出的态度更为理性与客观。《礼记·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葬之以礼。’”《荀子·礼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在周人看来，丧礼所体现的是生者对死者的追怀，除了内在的诚敬之外，还需要通过外在的礼仪予以规范，具体表现为对哀情的节制以及因亲疏关系不同而产生的差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推崇周公之功绩，盛赞其开创之伟业，曾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同时，继承周公“德”“礼”等思想，形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体系。杨向奎先生指出，“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极为重视丧礼，认为丧礼作为事亲之道，是君子孝行的彰显。《礼记·檀弓》：“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祭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对丧事秉持敬慎之心，亦能够实现移风易俗，因此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丧葬礼文本撰作源流
丧礼据其内容可分为丧服制度、丧礼仪节两类，前者是对丧礼中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服饰与服叙变除的规定，后者是对丧礼仪节过程的记录。在儒家经典中，《周礼》《仪礼》《礼记》三书记载上古时期礼仪制度，自东汉郑玄为之作注，合称为《三礼》。汉唐以降，学者于《三礼》传习不辍。《三礼》之中，《仪礼》十七篇记录周代贵族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涉及丧礼者有《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丧服》通论周代各阶层之丧服制度，《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记载周代士阶层之丧礼仪节。《礼记》为战国秦汉间儒家学者论礼之汇编，涉及丧礼者有《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诸篇，其内容或补葺《仪礼》所记礼仪之未备，或阐发丧礼相关礼义，为研讨丧葬礼仪提供重要参鉴。
魏晋时期，门阀制度兴起，士族极重门第出身，与之有密切关联的丧服研究极为兴盛。从《隋书·经籍志》著录丧服类文献，以及诸史《礼志》所载相关史实，即可窥当时之学术风尚。如晋袁准《丧服经传》、贺循《丧服要记》、蔡谟《丧服谱》、葛洪《丧服变除》，南朝宋庾蔚之《丧服要记》、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南朝齐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沈麟士《丧服经传义疏》，南朝梁贺玚《丧服义疏》、何佟之《丧服经传义疏》，南朝陈谢峤《丧服义》，北齐张耀《丧服要问》，北周沈重《丧服经义》、李公绪《丧服章句》，皆围绕《丧服》经传考订诠释，使丧礼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代以降，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寒门之士逐渐崛起。此时期丧礼研究虽承六朝余续，然已不可同日而语。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著者仅有孟诜《丧服正要》、庞景昭《丧服制》、仲子陵《五服图》等。开元年间，徐坚等奉敕编《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分吉、凶、宾、军、嘉五礼。其后，杜佑编《通典》两百卷，其中《礼典》一百卷，以吉、嘉、宾、军、凶五礼为次，对先秦至唐代的礼仪沿革详予载录，《凶礼》部分三十四卷，网罗魏晋以来相关成果，对其丧礼研究予以系统梳理，功劳卓著。
宋人疑经之风颇盛，《仪礼》专言繁琐仪节，学者鲜予问津。此时礼学尽管不及前代兴盛，但亦显露出新的特点。二程、张载等究心理学，其语录中多有涉及丧礼者。其后，司马光撰《书仪》，朱熹撰《家礼》，对礼书内容加以改造，使之更切于民间施行。受其影响，涌现出众多与丧葬礼俗相关的著述，如张诜《丧服》、沈括《丧服后传》、黄宣《丧礼》、梁观国《丧礼》、杨简《丧礼家记》、车垓《内外服制通释》等。朱熹晚年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然仅成书三十七卷而殁，丧、祭二门后由弟子黄榦、杨复续成。其中有《丧礼》十三卷，书末另附《仪礼丧服图式》，颇便省览。
元代国祚短暂，专言丧礼之作寥寥无几。大德年间，敖继公撰《仪礼集说》，以郑玄注《仪礼》“疵多而醇少”，于其说多有驳难，又疑《丧服》违背经义，非子夏所作。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涵盖《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等二十四门，其中《王礼考》有《国恤》三卷、《山陵》五卷，所涉帝后丧葬礼仪，材料极为丰富。
明初，宋濂等奉敕撰《孝慈录》，重新厘定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服制度，成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此时期丧礼研究，较著者有周南老《丧服举要》、徐骏《五服集证》、夏琏《丧礼酌宜》、王廷相《丧礼备纂》、刘绩《丧服传解》、沈畇《士丧礼说》等。洪武年间，徐一夔等编《大明集礼》五十三卷，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等为纲，其中《凶礼》三卷，包括《吊赙》《丧仪》两目，对清代官方礼书的修纂颇有影响。
有清一代是礼学史上的黄金时期，清初顾炎武、张尔岐等人已开始留心礼学，顾氏《日知录》中论礼之内容达数十条，且多有与丧礼相关者。其后之丧礼著作，较显者有毛奇龄《丧礼吾说编》、汪琬《丧服或问》、徐乾学《读礼通考》、夏燮《五服释例》、阎若璩《丧服翼注》、吴肃公《读礼问》、朱董祥《读礼记略》、孔继汾《丧服表》、朱建子《丧服制考》、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吴嘉宾《丧服会通说》、吴卓信《丧礼经传约》、蒋彤《仪礼丧服表》、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等。其所涉内容极为广博，既有对丧葬仪节、名物典制的考订，亦有对五服服叙的研讨。
居丧读礼及其实践
中国古代有居丧读礼的传统。《礼记·曲礼下》：“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郑玄注：“为礼各于其时。”孔颖达疏：“‘居丧’者，居父母之丧也。丧礼，谓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殡宫及葬等礼也。此礼皆未葬以前。‘既葬，读祭礼’者，祭礼，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礼也。‘丧复常，读乐章’者，复常，谓大祥除服之后也。乐章，谓乐书之篇章，谓时也。禫而后吉祭，故知禫后宜读之。此上三节事须预习，故节许读之。”居丧通常指父母丧礼，《仪礼·丧服》据亲疏关系分丧服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类十一种，其中为父服斩衰三年，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父卒为母服齐衰三年。由于丧期较长，服丧的对象又是至亲，丧礼中的各种仪节平日并不曾接触，因此在临丧时需加以预习，以便能于丧礼中施用。具体而言，“未葬，读丧礼”即指《仪礼》中之《丧服》《士丧礼》《既夕礼》三篇，“既葬，读祭礼”即指《士虞礼》一篇，而“丧复常，读乐章”即指大祥除服后可以诵读平日所习之乐章。
礼书中所言各项仪文，与制礼之初的礼义均有重要关联。孝子居丧，内心哀戚，哭泣擗踊，自然无心去阅读与丧礼无关的内容。宋陈祥道云：“非丧而读丧礼，则非人子之情。居丧而不读丧礼，不失之过则失之不及。未葬而读祭礼，则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读祭礼，不失之黩则失之怠。丧未除而读乐章，则哀不足。丧复常而不读乐章，则乐必崩。闵子、子夏援琴而哀乐，孔子皆以为君子，则丧复常读乐章，先王之中制也。”清徐乾学云：“记曰：‘君子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何谓也？ 曰：君子之于礼，无弗学也。及既际其事，而复习其文者，追远慎终，将致其诚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读之也。今亲始死，悲焉懑焉，如弗欲生，俛而读礼，不已晚乎？ 君子之读礼也，以致其知也，非将预拟其亲，而储以为之用也。”可见，礼书中丧礼诸篇，只有在服丧期间才会有更为深切的理解与体会，而要实现“慎终追远”“事亡如事存”等宗旨，对于丧礼中的各项环节，不得有丝毫怠慢。临丧时不同阶段所读内容的差异，亦能反映居丧者内心的变化轨迹，正与丧服服叙的转变相契合。
居丧读礼起初仅是在服丧期间研读礼书，后世发展演变，学者多利用守丧期间围绕《仪礼》等文本进行考订阐释，并形成相关著述，且多以“读礼”命名，如吴肃公《读礼问》、徐乾学《读礼通考》、严际昌《读礼杂记》、朱董祥《读礼记略》、王曜南《读礼条考》等。清代徐乾学撰《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分丧期、丧服、丧仪节、葬考、丧具、变礼、丧制、庙制八门，包罗宏富，纲目秩然。丧服、丧仪节、丧具各门均附有图表，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此书为徐氏丁母忧期间，经万斯同等人协助，数易其稿而成。其引书涵盖四部典籍六百余种，每条之后附按语加以辨订，对历代丧礼之沿革，诸家聚讼之所在悉有论列。就其体量与内容而言，可谓清代丧礼研究的集成之作，亦是居丧读礼的重要典范。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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