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给我受用不尽财富的张德林先生

    ■李扬

    我是2000年9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张德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这一年，是先生招收最后一届博士研究生，但我与先生的交往，却要早得多。

    张德林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为学会和刊物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见证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及《文艺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最早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被称为文学批评“方法论年”的1985年。当时，《文艺理论研究》是这个领域比较活跃的刊物，第二年，又读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的论文集《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在阅读过程中，署名“张德林”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文章虽然没有打着“新三论”“老三论”及其他各种方法论的旗号，但开阔的视野、新颖的思路及对文本的深入细读，让我大开眼界。从此，先生的论著成为我搜寻的对象，后来又陆续读到了《现代小说美学》《小说艺术谈》，我被先生敏锐的感悟、深入的分析、细腻的文笔所征服，总是觉得先生的文章比别人多一些亲和力。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先生虽然是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但对西方文学作品也非常熟悉。那时我正在为本科生讲外国文学课程，在课堂上，没少吸收先生的研究成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先生对安娜的心理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的细致分析。在阅读先生著作时，我被先生不拘泥于某一方法而是兼收并蓄的评论风格所折服。这种风格与过去那种单一的、模式化的、枯燥干瘪的评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正达到了先生所说“评论者要有自己的‘心灵敏感区’，对艺术的独特感受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属于自己的方式”的批评境界。

    后来，觉得自己也能写些东西了，就胆大妄为起来，斗胆向在学界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研究》投起稿来——当然是寄给编辑部的。没有想到的是，没出一个月就接到了编辑部的回信，竟然还是先生亲自写来的。在我早期的投稿经历中，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次：一是反应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二是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先生先后为我编发了《结局或开始：世纪之交的文学处境》《论作为一种文人生存模式的曹禺现象》两篇论文，虽然这是两篇幼稚的小文，但先生的提携之恩令我终生难忘。

    表面上看，先生是随和而又宽厚的，对学生的论文选题、观点、方法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先生有自己的学术准则。在先生家里，我曾亲历先生的一次发火。那正是论文答辩的季节，导师们正被评审各色论文所困扰，因为先生新写的一篇文章需要我录入电脑，让我到家里取文稿。甫一进门，就见先生神情有些不对，不知道因为什么正在暗自生气。先生不说，我也不好问。聊了一会儿，先生终于忍不住了，话题转到了正在看的一篇外审博士论文上，起初还是用普通话——先生和我们一直是讲普通话的——慢慢说，讲到后来，大概是实在气极了，竟然说起方言来，一时听得我云山雾罩，大概意思是在说论文作者“拆烂污”“捣糨糊”“脑子瓦特了”。我虽然听得半懂不懂，但也知道老师的话说得肯定很重。后来，我特意请教一位上海的同学，才知道了这几句话的真正含义。由此，我体会到了先生的学术底线，做起文章来，越发小心翼翼，唯恐出了什么疏漏被先生“收拾”——对于我们这些大龄学生来说，那是很难堪的。

    在博士论文的开题阶段，我再次领教了先生的严谨和慎重。记得在开题之前，先生特意在电话中征询我的意见，当听我说想以曹禺为研究对象时，先生沉默了一会，没有表态，只是告诉我，过两天到家里详谈这个问题。那时候先生已经搬到建德花园，远离学校，去一趟也不是很方便，先生向来怕麻烦学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主动要求我们去那里的。我知道，这表明先生对我的选题心存疑虑，为了说服先生，我把自己先前发表过的相关论文整理、装订好，对选择这个题目的理由做了详细准备。在家里，先生没有急于看我带去的材料，而是和我谈起了博士论文的要求。他先从“问题意识”讲起，然后对“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及论文规范一一做了说明。然后话题一转，告诉我：“曹禺著作不多，全集才七卷，研究者不少，写他的论文有一定难度。”为了说服先生，我就曹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发现的新材料以及我对曹禺创作的分期、文化立场转向以及曹禺著作中的“诗性”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并把这些想法和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比较。听了我的解释，先生依然未置可否，只是说，材料先放我这儿，过两天我们再谈。过了两天，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你的想法还有点儿新意，就这样吧。”但特意叮嘱我，论文不要等到写完再交，而是要“写一章，交一章”。

    在以后的一年中，我每写一章，先生就看一章。每次拿回稿子来，都会看到先生写在上面的密密麻麻的修改字迹，从论文的整体结构到文字，都提出了看法。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先生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对学生的关爱之情。这也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仅仅表现在学业方面，在工作、生活上，学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底的一件事，先生特意打电话招我到家里去，我以为论文出了什么毛病，忐忑不安地走进先生的书房，到后才知道是专门和我谈毕业后的去留问题——先生希望我留在上海工作。但我告诉先生，我不会考虑在上海工作。这让先生非常惊愕，问：“为什么？”我只好和先生解释，原因有很多，一是我与原单位签有协议，毕业后要回原单位工作，我不愿意因我个人的原因爽约；二是被上海的高房价吓怕了——尽管那时的房价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但一套新房也总要几十万元，对于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我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先生听后默然，他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只好作罢。但我从中感受到的是先生对学生未来的关心与期待。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每次去上海看望先生或与先生通电话，依然能感受到先生的殷殷关切之情。在交谈中，先生往往会不经意地问：“最近正在做什么事儿？ 写了些什么文章？”这几乎成为我这些年勉力前行的动力之源。

    2025年2月9日，先生驾鹤西去，但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