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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一
一直以为，我不在高校工作，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校古委会”）的工作不会发生太多交集。直到拜读了安平秋先生的《行走的印迹》（凤凰出版社2024年版），我才蓦然发现，自己成长的几个重要阶段多与高校古委会密切相关。本来还觉得有点距离的著作，一下子就亲近起来。
从《在第十四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审会上的发言》中知道，1983年，高校古委会成立之初，章学新是秘书长。章先生与我父亲原来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同住一幢大楼，我和章先生的公子又是中学同班同学。过去只听说，从河南信阳潢川“五七”干校回来后，章学新先生调到教育部工作，没有想到他曾在高校古委会工作。早知如此，我肯定会就这方面的话题多向老人家求教。
1984年，杭州大学古籍所成立不久，我就慕名考进杭大攻读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从《行走的印迹》的记载知道，高校古委会建立之初，与十八个古籍整理研究所建立直接联系。杭大古籍所就是其中之一。
安平秋先生说，高校古委会最初的科研项目有《经籍纂音》（杭大姜亮夫、山大殷焕先主持），还有所谓“三全”，即《全宋诗》（北京大学）、《全宋文》（四川大学）、《全明诗》（复旦大学）等（详见《在高校古委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86年10月）。我有幸间接参与了《经籍纂音》和《全明诗》的工作。当时，古籍所的同学在姜亮夫先生指导下分头抄录卡片，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抄录《经典释文》。当时，我并不懂抄录这些卡片的意义，只是记住了若干某某字、某某切。
参与《全明诗》工作，是在当时古籍所副所长平慧善先生指导下开展的。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和卢敦基同学专程到福建各大图书馆做调研，抄录藏书目录卡片；第二，从杭州大学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我继续参与《全明诗》的工作。1989年2月17日，我接到平慧善老师来信，叫我点校赵谦《赵敬古先生遗集》。此后，我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宋应海先生先后整理了《周钝轩先生文集》二卷、《东武山人集》七卷、《灌园吟》一卷、《西楂集》《还朴心声》等明人稀见本。
高校古委会科研规划中，有金开诚先生主编《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一项。经曹道衡、沈玉成先生推荐，我有幸承担了《中古文学文献学》的撰写任务，该书列入丛书系列，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二十多年后，又修订再版，流传较广。
上述诸事皆与高校古委会有关。可以说，我在专业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受惠于高校古委会。在高校古委会直接或间接引领下，我逐渐走进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员，深感荣幸。
二
从1983年起，安平秋先生参与了高校古委会的筹建工作和建立后发展的全过程。1992年起担任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来改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1996年接任高校古委会主任一职，1998年出任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2022年3月卸任高校古委会主任。毫不夸张地说，安平秋先生是四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学科擘画者。
现在看到的安平秋先生关于高校古委会工作的历次重要讲话的文稿，多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时间、地点都有准确记录，甚至还有一些插话也记录在案，很有一种历史的现场感。这些按时间逐一排列下来的文稿，不啻是一部四十年来高校古委会乃至国家古籍整理工作的资料长编，具有学术史价值。
从安平秋先生的介绍中知道，1978年，教育部曾一度决定撤销自1959年就建立起来的古典文献专业，引发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老师的不同意见。1981年初，他们联名写信给陈云同志反映情况，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并在1981年9月17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从此，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得以恢复（小组1958年成立），制定有关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1994年，这个小组改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来又增加“领导”二字，成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先后为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事业单位，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统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
第二，1983年，教育部筹建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第三，2007年，文化部建立了古籍保护中心。
从国家“七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四十多年间，这些机构协调统领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保护、研究、出版等工作，在国家文化建设，特别是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文化普及以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这些历史背景以及相关重要细节，在《行走的印迹》中都有记录。
三
安平秋先生曾就三个重要话题反复论证，以致不厌其详，说明这些问题在他心目中占据恒久的位置，念兹在兹。
第一，古籍整理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安平秋先生指出，做好古籍整理工作，首先要有较高的政治站位，明确这项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94年6月，安平秋先生在《高校古委会十年总结与展望》一文中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乃至轻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作为历史的主要记录的古籍，对它的整理、研究，乃至对它所反映出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精华的弘扬，是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败，涉及中华民族兴衰的事业。这是天下公器，不可营私。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形势异常严峻，古籍整理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全国高校古委会三届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91年11月8日）中，安平秋先生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过去五年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特别说到第三届高校古委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具体而深入。在回顾高校古委会十年工作时，安平秋先生强调指出，古籍整理工作关乎民族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未来，实为“国之大者”。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有一种奉献精神，代代相传。安平秋先生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者。
第二，将古籍整理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实效。
安平秋先生指出，做好古籍整理工作，至少要在三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相关组织机构，二是明确专业定位，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规划。
1986年，安平秋先生在《在全国高校古委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说，高校古委会建立三年来，在原有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外，又在杭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增设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强化整理能力和研究能力相结合。除本科教学外，还与十八个研究所、一个研究中心、一个研究室建立联系。到2002年，安平秋先生在《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中自豪地宣布，高校古委会团结了全国各个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的学者，在全国各大学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八十四家，古典文献专业即重点培养本科生的有四家，加起来有八十八个机构。
学科定位问题比较复杂。在教育部的学科体系中，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古典文献学为二级学科；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面，历史文献学为二级学科。2002年，安平秋先生建议，如果可能，将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合二为一，叫古文献学（《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将古典文献学升格为一级学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名称上对历史文献学有所忽略。很多年前，也有学者建议将这门学科改称为“古典学”，包含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两门二级学科的精华。我认为可以考虑用“古典学”涵盖两个二级学科，这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高校古委会的科研规划，最初以“三全一海”为中心，再根据各个大学的申报情况，确定若干重要项目。所谓“三全一海”，即前面提到的《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还有《清文海》。此后又扩展到“五全”“七全”，乃至现在的“九全一海”，包括：《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十部诗文总集。从“三全一海”立项到《全宋诗》《全宋文》《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的整理出版，“九全一海”项目历经二十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
除了这些大型文献整理项目外，高校古委会一直将普及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组织编写《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同时将专业性很强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改为面向广大读者的《中国典籍与文化》，专业研究成果集中刊发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上。这些举措具有战略眼光。
第三，加快人才培养步伐。
安平秋先生指出，为确保古籍整理事业有长远的发展，人才是根本。高校古委会一直把人才培养问题视为全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制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措施。譬如在四所高校开办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教育，设立科研优秀成果奖和古文献教学优秀奖，在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杭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各种讲习班、培训班等，这些都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以科研项目为核心，组织青年学者参与工作，促进其成长，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高校古委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教材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古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专业基础教材的编写计划。我注意到，高校古委会指定的教材中有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1985年，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正逢黄先生《古籍整理概论》出版，古籍所分发给同学，人手一册。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一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主要材料都是自己读书所得，深入浅出，平实亲切，读后留下深刻印象。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读书是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实际工作又会更好地促进读书。高校古委会在制定读书计划时，还指导各个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强化学术实践活动。这些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在三、四年级参加校点或译注古籍，还要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历史现场，去敦煌、西安、洛阳、开封以及天一阁、嘉业堂等地进行实地考察。1985年，结合目录学教学，倪士毅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宁波天一阁，我还蹭机会参加了杭州大学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组织的嘉业堂考察活动，深切地感受到古典文献知识不仅存在于书本中，更鲜活地根植于广袤的大地上。那次活动，我还结识了当时读本科的厚艳芬女士。她后来到《文史知识》编辑部工作，我就成为该刊的作者。
四
在不同场合，安平秋先生反复强调青年学者在成长过程中，知识固然重要，而学会为人处世，更应成为人生的必修课。他在《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2002年7月）中指出，青年学者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待人。做人要真诚，不虚伪，不虚假；待人要平等，肯替他人想。他引用明人的话说：“肯替他人着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其次是会做事，能得体。他说，得体不容易，这大概需要练一辈子。他在《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中说，人生有许多机会、机遇，不是见着就抓、一点亏不吃就好，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抓，怎么抓才有利。这是在告诫后学，做事要有分寸，进退有度，宠辱不惊。做事得体，还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宽容。安平秋先生说：“人总是有毛病的，总是有缺点和不足的，甚至有错误。总看到缺点不足，总看到人家的错误，就无法取得共同点，要看长处，看优点。人总是需要别人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在全国高校古委会三届一次会议全体委员聚会时的发言》）我们常说，小事看修养，细节看品行。修养和品行是从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做学问也应以此为准则，为基础，做实在有用的学问，做思想深邃的学问，做品位高尚的学问。他在《在山东大学“〈史记〉文献整理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说：“做学问要力戒虚荣、力戒功利，更多从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学术的客观规律得出结论。”这些告诫，金声玉振，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
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安平秋先生谦逊地说：“一生真诚去做的事未必都是值得肯定的。”这话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不仅如此，安平秋先生真诚地投入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四十年，他的领导才能，他的学术见解，他的研究成就，更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我甚至觉得，在当代古籍整理与研究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安平秋先生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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