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童年”叙事文脉的赓续与发展

    ■李学斌

    “战争题材”是儿童文学常见的内容领域。新中国成立前后，原创儿童文学曾通过《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诸多“战争童年”叙事作品构建了中国儿童文学战争书写的基本范式，即站位于社会政治伦理立场，涵纳家国危难、民族大义与阶级复仇的“红色叙事”，以及基于“成长引路”旨向的童年身份建构与儿童精神成长。

    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兵张嘎》中张嘎从顽皮小子到小战士的成长过程。这其中，老钟叔、罗金保、钱队长充当了他的“引路人”；与之类似的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在父母亲和红军干部吴修竹感召、引导下，由率真懵懂男孩，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最终成为机智勇敢的红军小战士的发展轨迹。

    上述这些作品，都共同助力本土“战争童年”文学创作不断深入，进而在时代变迁和文化演进中逐步累积、构筑起昂扬雄健、劲捷有力、正气凛然的原创儿童文学“战争童年”叙事文脉。

    新世纪“战争童年”书写样态

    “新时期”三十年，原创儿童文学战争叙事基本延续了华山、管桦、徐光耀、李心田等作家确立的儿童视角“红色革命史”叙事传统，如张瑛文的《扶我上战马的人》、严阵《荒漠奇踪》、张品成“赤色小子”三部曲等作品。新世纪以来，原创儿童文学战争书写则在审美观念和写作实践上较以往大不相同。近二十年，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涉足“战争童年”书写时，大多另辟蹊径，摒弃相对滞后的社会政治伦理视角，采取自然视角、民间立场下淡化国家政治伦理的“客观化生命叙事”和“日常化生活叙事”。如曹文轩的《火印》、薛涛的《满山打鬼子》、黄蓓佳的《白棉花》《野蜂飞舞》、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舒辉波的《躲猫猫》、张忠诚的“东北抗联三部曲”，等等。

    这一方面体现原创儿童文学历史文化视野的充分打开，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世纪本土儿童文学战争书写承前启后之不断丰富与发展。具体而言，新世纪以来的原创儿童文学战争书写主要呈现三种叙事样态。

    其一，儿童亲历、参与战争。其内容结构通常是以战争背景下的儿童成长“零距离”表现“战争童年”，如儿童小说《满山打鬼子》（薛涛）和《三十六声枪响》（孟宪明）。其二，儿童感知、体悟战争。其战争背景下的成长主题表达主要通过儿童“见证者”形象“近距离”重构“战争童年”。典型的作品如左眩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史实依据而创作的儿童小说《纸飞机》。小说里，“我”既是“重庆大轰炸”灾难的历史见证者，也是站在历史之外反观、审视那场民族之殇、生命之痛的写作“代言人”。这就让小说中小女孩金兰讲述的“重庆大轰炸”历史事件成为“近距离”观照和重构“战争童年”的有效路径。其三，成人反观、揭示战争。其情节主题呈现主要通过成人记忆回溯，借儿童受害者形象“远距离”审视“战争童年”。如黄蓓佳在儿童小说《野蜂飞舞》中以一位八旬老人回忆童年的视角，讲述了抗战时期发生在四川华西坝“抗战大学”校园里的一个普通教授家庭的故事。小说里，教授父亲将挚友的遗孤接至家中和自己的六个孩子一起生活。七个孩子在离乱、动荡的艰危岁月里心怀家国、守望相助，最终以各自的方式经受住了战争阴霾和艰苦生活的淬炼、考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精神成长。

    总体而言，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战争书写”主要体现以下三方面特质：民间立场、日常叙事和“个案综合”模式。前者有《火印》（曹文轩）、《野蜂飞舞》（黄蓓佳）、《满山打鬼子》（薛涛）、《少年的荣耀》（李东华）、《三十六声枪响》（孟宪明）；中者有《吉祥时光》（张之路）、《纸飞机》（左昡》）、《躲猫猫》（舒辉波）；后者有“五个八岁系列”（黄蓓佳）、“不一样的花季”三部曲（毛芦芦）、“东北抗联三部曲”（张忠诚）等。

    “战争童年”的赓续与发展

    《秋月高高照长城》显示出与上述“战争童年”叙事作品“和而不同”的文本特质。

    首先，《秋月高高照长城》自觉承续了原创儿童文学“战争童年”的“红色叙事”文脉。小说承接了《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扶我上战马的人》《赤色小子》等儿童小说“战争童年”的叙事传统，通过描述特定境遇中的童年生命形态，生动呈现童年与战争之间相反相成的悖谬关系——战争在毁灭童年幸福的同时，也以非常态的方式建构着童年的别样形态。故事里，当9岁的沈唤河在母亲惨死后，跟随哥哥沈啸河离开故乡朝阳堡的时候，他生理意义上的童年已经宣告结束。此时，等待他的是另一种童年形态——战争背景下身不由己、不断寻路、不停转向的童年。这其中，既包括他社会身份的构建、未来命运的选择、个体生命价值的厘定，也涵纳他作为生命个体与所处时代之间关系的失衡和平衡。面对多元、芜杂的价值面向，刘耀辉选择了比较常见也相对稳妥的社会政治伦理视角，这不仅是对原创儿童文学“战争童年”“红色叙事”文脉的承接、延续，也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对儿童文学叙事传统的充分理解与尊重。

    在原创儿童文学“战争童年”叙事中，“复仇”与“寻路”是常见的情节结构。前者如《闪闪的红星》，后者如《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秋月高高照长城》基本承接了这样的情节模式。故事开始，随着罗先生遭毒打、卢三顺被抓走、母亲被虐杀，9岁的小唤河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此时，向侵略者“复仇”成为他深藏内心的朴素认知、原初动力。不过，与《小兵张嘎》等作品不同的是，刘耀辉笔下，“复仇”更多是隐性存在，是啸河、唤河兄弟俩的生命潜意识。这种潜意识自离开朝阳堡后就蛰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直到啸河带着唤河、听河翻越长城时才彻底爆发。这也是啸河生命最后一刻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内在根由。

    至于“寻路”，则是小说的一条“明线”。它一方面展示着啸河、唤河兄弟从朝阳堡到哈尔滨，到沈阳，到北京，到青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行动轨迹，另一方面则彰显着他们艰危岁月里与命运抗争，顽强求索，不屈不挠的信念和意志。这一点恰恰预示了小主人公“寻路”指向下的精神成长。

    在传统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中，儿童成长往往有双重动因：寻求自我救赎为内动因，获得成长“引路”为外动力。比如，《小兵张嘎》中张嘎对日本鬼子的憎恨和罗金保叔叔对他的精神感召、成长引领，作为小张嘎成长的内外动因缺一不可。尤其后者，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尤为重要。《秋月高高照长城》在这点上与《小兵张嘎》等作品殊途同归。不仅如此，作品还在承接战争童年书写传统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深化了“引路人”形象的内涵、意义。比如，与《小兵张嘎》等作品相对单一的“引路人”不同，《秋月高高照长城》塑造了“引路人”群像。罗先生、啸河、金剑啸、萧红、萧军、许文彬、哈马丹，等等。而且，他们的“引路者”身份往往还相互交错、彼此叠加。如，啸河对弟弟唤河而言是“引路人”；而在“老板”金剑啸面前，则是被“引路者”。也正是源于这些“引路人”持续不断的感染、潜移默化的感召，唤河、听河兄妹才排除万难、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人生的正确方向，最终义无反顾将个体生命的发展融汇到谋求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

    其次，《秋月高高照长城》丰富了原创儿童文学“战争童年”的审美实践、文本资源。

    前文说过，《秋月高高照长城》主要采取的是社会政治伦理叙事立场；但与《鸡毛信》《闪闪的红星》等作品相对单一的社会政治叙事视角不同，刘耀辉在社会政治伦理立场主叙事之外，还融合了自然生命伦理与日常生活伦理的叙事视角。比如，小说中对自然风情、长城风貌的叙写，以及对唤河、听河日常生活情态的描述，等等。这样的融合叙事就让整个作品的生活面更为丰富，小主人公唤河、听河的生命体验、形象内涵更为丰盈、饱满。这一点可视为《秋月高高照长城》对原创儿童文学“战争童年”叙事传统的丰富和发展。

    通观整部作品，除了家国仇恨作为唤河、听河两个孩子精神成长的内在动因，以及“成长引路人”作为外在动力之外，小说中，促发唤河、听河小兄妹心灵成长的，还有伙伴关系的参照和牵引。故事里，卢三顺是唤河朝阳堡生活阶段的亲密伙伴。被抓做劳工九死一生的“大篓子”痛定思痛，最终毅然投身革命队伍，成了一名勇敢的抗联战士。这位童年伙伴的生活经历、道路选择对小唤河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内心参照。还有命运多舛、身世凄苦的听河。她的命运遭际不但丰富了唤河对苦难的认知，而且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罪恶本质的理解，进而坚定了他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足见，伙伴关系是小说成长动因不可或缺的构成。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是一部融历史还原与文学虚构于一炉的“实事求似”的儿童小说。主要人物沈啸河、沈唤河、沈听河三兄妹的形象属于文学虚构，而罗先生、萧红、萧军、金剑啸等进步作家、知识分子则实有其人。这样一种依托历史真实的想象还原、艺术再造既强化了少年主人公价值选择、成长走向的典型性，也让其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因、艺术逻辑更加绵密扎实、丝丝入扣。

    众所周知，人类童年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通常，童年与儿童稚拙、纯真、简单、快乐、幻想、新奇、敏感、创造等生命属性密不可分。儿童是梦想家，也是行动者；是发展中的力量孱弱、能量有限的弱势群体，也是不断发展的勇于探索、潜力无限的强健生命。儿童的生命属性决定了“战争”与“童年”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的悖谬行关系。换言之，战争中的童年实际上是一种芜杂和单纯并置、残酷与温情统一的复合性文化存在。基于此，儿童的单纯、善良、勇气、乐观既可反证战争的荒谬、残酷，又能消解战争因戕害生命、摧毁生活而带来的压抑和沉重。可以说，童年的纯真天性、美好品质往往是战争童年书写中的一抹亮色或一缕阳光，通过划破阴霾密布的天幕而透示出生命的希望、成长的方向。

    因此，战争中的童年成长不仅是儿童特定背景下不断人格化、价值化的过程，也映现着儿童自然生命（天性）与社会化要求不断冲突、转化、平衡、建构的轨迹。

    基于此，战争中，儿童或少年主人公单一的“寻路”行为其实并不能真实体现战争童年的应有状态，相反，儿童特有生命方式、生命智慧和生命力量如何与战争背景下儿童社会化、价值化的自我救赎、“人生寻路”融合一起，进而彰显儿童身上所蕴蓄、潜藏的价值取向、生命力量，才是战争童年书写的要义所在，才是儿童文学“战争童年”审美表达应该具有的文本样貌。在这一点上，西方儿童文学中《鸟雀街上的孤岛》《铁丝网上的小花》《喜鹊小偷》等作品堪为典范，而原创儿童文学中，也出现了《满山打鬼子》《少年的荣耀》《纸飞机》等优秀作品。在我看来，类似这样的文学表达不仅体现着战争童年书写的审美难度，也标示着如何切实把握战争与儿童生命成长之间复杂关系的内容广度和意蕴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