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汉生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陈釭

    邱汉生（1912—1992），又名竹师，江苏海门人，历史学家、哲学史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国文系，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5月至1947年7月执教于复旦大学、大夏大学。1954年9月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自1957年7月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侯外庐学派创建人之一，精通史学、经学、哲学史，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尤有建树。学术代表作：《四书集注简论》及与侯外庐等合著《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

    参与撰著《中国思想通史》

    结识侯外庐、杜国庠（时名杜守素）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参与撰著《中国思想通史》，是邱汉生走上中国思想史研究道路的开端。

    抗战胜利后，侯先生与杜老自内地迁居上海，共同主编《新思潮》周刊，附在当时的《文汇报》刊出，宣传马列主义，并针对思想理论界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1946年4月，邱汉生撰文《思辨篇》，批驳胡适的“善未易明，理未易查”论，投稿《新思潮》，不几日就刊登了。《新思潮》的两位主编邀邱汉生见面，邱欣然拜访。《新思潮》编辑处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小菜场附近一条弄堂里，其实即是侯先生的家。由此，邱汉生与侯、杜两位学者结下不解之缘。杜老那时已是望六之年，面色红润，精神极佳，不像一位老人，同仁之所以习惯称他为杜老，完全是出自对其的尊敬。叙谈之余，侯先生把《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清校样交给邱汉生，委托他再审读一遍。审读完毕，邱汉生将清校样送还，侯、杜两先生便约他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研撰。据侯先生回忆，当时邀邱汉生参与，是出自杜老的提议，且蔡尚思也推荐过，认为他对汉代有所研究。

    1947年春夏之交，《中国思想通史》二、三卷的四位作者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笔名纪玄冰）、邱汉生齐聚狄思威路侯的寓所，讨论编写计划。侯先生事先草拟了提纲，提出列入目录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思想家。讨论中大家充分研究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在汉代法典化中的表现形式，安排了二、三卷的内容和章节，以及作者的分工。然而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同年秋，侯先生不得不离开上海避地香港，赵纪彬先生也因参加大教联活动而被东吴大学解聘，转赴青岛山东大学教书，只有杜老与邱汉生留在上海，邱汉生转至麦伦中学执教。这样，四位作者分居三地，共同坚持《思想通史》的研究撰写。邱汉生主要利用麦伦中学的假期，分别于47年寒假、48年暑假及49年4～5月隐蔽期间，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撰写了汉末清议、嵇康、葛洪等三章，也由此踏入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开启了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学术事业。

    邱汉生与杜老过从甚密。杜老的学术名著《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由生活书店出版后即送给邱汉生一册，精湛的思想，清新的文风，使其陶醉，读之不忍释手。1948年盛暑的一天中午，杜老忽然走进麦伦中学邱汉生的卧室，红润的脸上挂着汗水，身穿已经褪成米黄色的纺绸衬衫和西裤。当时邱汉生正埋头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中的嵇康章，书桌上摊满书和文稿，有四部丛刊本的《嵇中散集》《世说新语》、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的《嵇康集》及《三国志》《晋书》等，杜老便翻阅桌上的书，邱汉生起身与之交谈。杜老的家在虹口天宝路天宝里，从麦伦中学向西，沿高阳路步行五六分钟，过一座小桥，往北拐不远就到。白屋清贫，环堵萧然，杜老却处之怡然，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从事研究与著述。邱汉生会不时去看望杜老，两人亲密无间且长谈不倦，深入探讨学术思想研究，话题涉及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思想以及当前学术思想研究的任务。

    1948年冬，杜老离沪，经香港转赴解放区。在离开之前，杜老将《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的全部书稿交给邱汉生保存，嘱咐其俟机会送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某君，再转往香港，以待出版。托付之重，非比寻常，然由于形势的迅猛发展，这部完成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书稿未能转送香港。

    1949年8月，该书第一卷在上海由三联书店初版。1950年6月，由刚迁往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第二卷，分上下册。1957年至1960年，邱汉生又参与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写作，撰著李觏、王安石、陆象山、泰州学派、何心隐、李贽六章。自1957年起，人民出版社陆续多次印行、重版此套丛书，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思想史之新途径，奠定了侯外庐学派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

    著述《四书集注简论》

    《四书集注》是南宋时期朱熹的代表作,问世后数百年一直被视作儒家理学的正统经典。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尤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将它们与《论语》并列，分别为这四部经典作注释，其中《大学》和《中庸》的注释被称为《章句》，而《论语》和《孟子》的注释则因引用了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观点，被称为《集注》。

    时代嬗变，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覆灭，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势必对《四书集注》予以重新审视。1970年代后期，邱汉生着手撰著《四书集注简论》，文字通俗，观点独到，1979年夏脱稿，1980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封面书名系侯外庐题签。

    邱汉生治学著书从实际出发，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辨伪，凡在涉及的领域内，仔细爬梳材料，殆无疏忽遗览。他著《四书集注简论》时，先厘清《四书集注》的理学思想脉络，随后按论列条分缕析，不仅就《四书集注》论《四书集注》，而且间或引朱熹的文章语录及《四书或问》《近思录》等有关著作申说铺衍，对《四书集注》产生的原因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精辟的论究，探微索隐，所得甚夥。

    《四书集注简论》并非皇皇巨著，仅十万字出头，但剖析面较广，表里倶及。该书含前论、本论一、本论二、本论三、附论一、附论二、附论三、后记诸篇章，本论部分涉及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本论和附论各章又划分若干节：学、庸、语、孟，四书并行；《四书集注》的编著；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所谓“万理归于一理”；人身与心性，佛性与根性；关于“净染”；朱熹认识论的华严印迹；《四书集注》的学风旨趣；《四书集注》产生的历史条件；《四书理字义》反映的宇宙论性论认识论；隶首不能算其数的四书著作；《四书集注》的后世影响；鲁迅对理学家的鞭挞。章节下又细列三十余则小目，具体阐述诸如所谓“天理”、关于“理一分殊”、关于“化育流行”、“理”与“天”、人性与物性、“即物穷理”与“致吾之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道统与道学等条目，对《四书集注》作了综合性盘点，其中，对四书之所以成为“六经之阶梯”和初学教育的权威性读本之原因及关于宋明理学与佛教心性紧密联系的阐释尤为切中肯綮。

    公允而言，因历史条件所限，邱汉生撰写《四书集注简论》并得以出版实属不易，其首要价值是敢于冲破思想束缚藩篱，将独立的学术思考呈现在世人面前，堪称当代对朱熹《四书集注》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尽管该书受多重因素制约，难免在行文范式、遣词语句及某些论断方面有失偏颇，但瑕不掩瑜。邱汉生为人为学虚怀若谷一以贯之，诚如其在该书后记中坦陈：“有些论述，其广度和深度受到《四书集注》注文的限制，论述也比较拘谨，发挥不够充分。朱熹的注文是与《四书》原文联系着的，有时孤立地论注文，存在着局限性。打算尽可能写得通俗些，好懂些，但某些地方还是比较深甚至晦涩，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更为可贵的是，他已意识到《四书集注简论》中对《四书集注》的负面评价或许矫枉过正，故在1979年7月1日作后记时特别申明：“论述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宋明名学的积极一面，也俟诸异日。”这恰亦向外界预示，下一步编撰《宋明理学史》的工作启动在即，重回正轨的学术春天暖风拂面。

    编撰《宋明理学史》

    早在1959年，侯外庐、邱汉生等在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时，侯外庐就萌发了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的计划，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然而，一耽搁就是二十年，邱汉生笃志于此默默以待，文案资料蒐集不辍，在正常的学术研究遭禁锢的岁月里，悄悄地查阅了许多有关理学的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的思考蓄积了许多宝贵的见解，为后来编著《宋明理学史》夯筑扎实的基础。

    1979年10月，邱汉生与侯外庐、张岂之开始联手主编《宋明理学史》，1980年，邱汉生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侯外庐随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专家们展开讨论，分工执笔参撰。这项受侯外庐嘱托、由邱汉生策划并主持的工作被列为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编撰工作历时六年，集众人之力，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广泛收罗相关文献，全面、系统地叙述宋、元、明时期理学的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从理论上剖析理学的主要概念范畴，实事求是地分析理学的社会功能及历史作用，对绵延七百余年的理学思想体系作了详尽梳理。1983年，《宋明理学史》上卷脱稿，198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卷于1985年脱稿，1987年6月出版，整部书洋洋134万字，堪称理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昭示，之所以编著《宋明理学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如果仍沉湎于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写理学的窠臼，或仅停留在封建社会有新意的学者黄宗羲、全祖望那样编纂《宋元学案》，或步梁启超后尘写出诸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就称不上是科学的思想史、科学的理学史。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核心内容议题既是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思想为主，同时也吸收佛学和道教思想，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思想。故尔，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

    《宋明理学史》与此前探讨理学的著作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并非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也不仅限于研究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几位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而是从北宋至晚明理学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脉络中探寻其内在的逻辑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忽略一批虽然不大著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传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理学家，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恰如其分的介绍和评价。《宋明理学史》的另一个特色是辟专章论述元代理学，诠释宋代理学到明代理学究竟是如何转换的中间环节，把握这把能揭示前后关联线索的钥匙，此无疑得益于邱汉生先期精心建构的章次目录，属意将元代理学列为专章，真知灼见使然矣。

    《宋明理学史》采取主编负责制，参与分撰者除主编邱汉生、张岂之外，还有卢钟锋、冒怀辛、唐宇元、何兆武等十余位，其中有资深学人，也有中青年学者，彼此间广泛讨论，相互切磋，因而，此书的编书过程也是培养、历练和提升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后继中坚力量的绝佳机缘。譬如，张岂之的工作单位在西安，遇有编书疑难问题就常给邱汉生写信请教，邱先生每信必复，给张岂之许多指点与启发，有时信中也会坦露自己的心绪，1984年10月19日他在给张岂之的信函中感喟：“在数十年中，无效劳动不少，虚度韶华，令人怅叹。唯望今后局面稳定，同志们能安定无虑，一意工作，把学术研究好好搞上去，能对人民和国家，对自己，都有很大好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令张岂之读后甚为感动。

    倘若说《四书集注简论》撰著时受时代背景影响之困，作者的有些真实观点在书中未能畅怀直陈，对朱熹及《四书集注》亦抑多扬寡，那么，在后来完成的《宋明理学史》大著中，遗憾多少幸然得以补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邱汉生与同事们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结成中国思想史研究里程碑式的学术正果，恰似他赋诗所云：“瘦骨尚堪千历劫，我心清似水晶盘。”

    除上述三部代表作外，邱汉生尚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与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工作，任编委，并于1962年出版《李贽》一书。1981年编著出版《诗义钩沉》，乃王安石《三经义》中《诗义》之辑本。王安石的《诗义》曾遭禁毁，湮没达千年之久，邱汉生从1950年代起便披览群藉，搜罗钩沉，终于编辑成书，虽非完本，然而占原书籍数近九成，学术价值颇高。邱汉生晚年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和写作，惜沉疴宿疾，未克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