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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5年11月05日 星期三

    我的出版故事之五

    忆编辑研究引领者、实践者刘杲

    《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11月05日   14 版)

        ■郝建国

        起这个题目,是因为在熟悉他的人心中,他不仅是一位领导,更是一位理论素养极高的实践者,一个有人格魅力的长者,一位文采飞扬的写作者。

        1992年10月13日,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从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刘杲,出任首任会长。当时,中国出版业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讨,特别是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编辑这一古老的行当,更看重经验型积累,很少有人从学理上特别是学科建设上进行深入研究。为此,1987年就有编辑家和学者倡议成立全国性编辑学会。1988年5月,更有23位老编辑联名倡议成立北京编辑学会,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的支持。同年8月,筹备委员会率先成立,推举王耀先、邵益文等9人组成常务工作组。不久起草的筹委会章程草案得到110多家书刊出版单位积极响应,几百人申请入会。学会成立之初,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编辑学、编辑业务及编辑史研究。2002年决定筹办以推进编辑学理论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编辑》杂志。

        2002年早春的一天,担任河北教育出版社审读室主任的我突然被叫到社长办公室,同在的还有时任副总编辑邓子平。社长说,希望我们参与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中国编辑学会主办、河北教育出版社承办的《中国编辑》杂志的筹备工作,邓任执行主编,我任编辑部主任,尽快到京面见中国编辑学会领导。那一年,我37岁,从事出版工作已到第六个年头,虽然编过一些学术和文学图书,对编辑学理论研究还是门外汉。很快,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中国编辑学会。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杲会长。

        那一年,老人71岁,一见面就给人亲切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我见到大领导很是紧张,嘴像被封住了一样。特别是如何称呼领导,成了个问题。最后大家说在编辑部统一称呼“刘老”,称呼时年同样71岁的副会长邵益文“邵老”。秘书长程绍沛老师,年纪小几岁,他笑着说就别称呼我“程老”了。

        按照杂志筹备委员会的意见,《中国编辑》主要刊登编辑学理论研究文章,以反映编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初步定为双月刊,每期96页,2002年试刊两期,2003年1月推出创刊号。

        回到石家庄,我们深感经验不足而责任重大,便从山西请来了《编辑之友》这本中国最早的编辑学理论刊物的原主编孙琇老师,请他指导和参与创办活动。约稿、确定开本、设计版式封面,同步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杂志社的注册手续,由我一个人组成的编辑部忙得不亦乐乎。两期试刊号,小开本展现文化氛围,虽获不少赞,但大家一致认为轻松有余、庄重不足,最终确定以16开方本突出杂志的庄重和厚重,以张元济、邹韬奋、陆费逵等6位出版家的木版雕像为主图,突出时尚性和文化含量,以中国建筑的传统称谓为标志,设“群言堂”“学术厅”“养心坊”“报刊廊”“品书轩”等栏目,区分不同内容,突出传承特色。其间,刘老亲自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广泛听取编委及研究者的意见,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杂志社短时间内走上正轨,杂志短时间内高质量成形。

        2003年1月,新创刊的《中国编辑》登场,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许。刘老的署名文章《我们是中国编辑》作为发刊语赞美编辑的贡献,以18个“我们”申明编辑的责任。

        2003年5月,刘老在看到第2期杂志后,给编辑部发来电子邮件称:“创业维艰。创办《中国编辑》确实不易。迄今为止,已经按照编委会的安排,出版了两期试刊、两期正式刊物,读者反映尚可。与此同时,逐项办妥了出版登记、工商登记、银行开户、国税申报、地税申报等各种手续。应当肯定初创阶段来之不易的成效。这要感谢这个编辑学会秘书处、《中国编辑》编辑部的密切合作和努力工作。从这个编辑学会方面讲,则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这样的良好态势应当继续加以发展。”鼓励、期待溢于言表,令编辑部的每个人都深受鼓舞。

        作为杂志的编委会主任,刘老还经常帮助编辑部约稿,比如,出版大家王仰晨、叶至善、杨牧之等等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整理资料时,我翻检出2003年6月4日他写给胡小跃并转发编辑部的一封电子邮件:

        小跃同志:

        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了你的文章《P.O.L:巴黎孤独的守望者》。那位学者型的老板,二十年来一直虔诚地守卫着他的文化家园,确实令人感动。作为一位出色的编辑,他对作品、对作者的真诚,同样令人感动。你写这篇文章,我想,不会仅仅是对保尔的赞扬。回顾国内,社会转型给出版界带来的种种问题,不值得深思吗? 中国编辑学会有一个双月刊《中国编辑》,创办不久,不知你是否见到。我想请你为《中国编辑》写一篇文章,讲讲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所有出版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都不顾文化,这个民族还能生存和发展吗? 这类意思,我在给《编辑人的世界》(美国资深编辑文集)写序的时候讲过。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人的文化意识,不求我们比他们强,至少不应比他们弱,是不是? 我从网上了解你熟悉西方文化,写过不少研究和介绍的文章。给我们的这一篇怎么写法,请你自定。介绍、评论、夹叙夹议,都可以。我是中国编辑学会的人,挂了个杂志编委会主任的名,所以我来求你。我随便发议论,请勿见笑。能否俯允所请,祈便中见示。

        致

        敬礼刘杲2003-06-04

        作为《中国编辑》创刊的参与者,虽然过程很累,但至今想来,我感到很荣幸。我有幸闯入一片新的出版领域,接受出版大家的耳提面命,结识许多研究大家,视野大开,也开始对这个行业有了深入的思考。虽然我只在杂志社任上工作了3年,但这收获影响了我此后20多年的编辑生涯。特别是刘老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工作态度,对我的整个编辑生涯都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刘老是中国编辑研究的引领者,也是实践者。2006年8月,他的研究专著《出版笔记》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荣幸地成为责编之一。这本厚达630页的巨著记录了他1997年—2005年研究探索的实绩,显现出一位学者对出版的深刻思考。

        到去年年底,我离开《中国编辑》杂志整整20年。20年间,虽和刘老有消息往来,但一直未能再次谋面。到今年11月12日,刘老离开我们就满一年了。此刻,看着桌上的《中国编辑》创刊号和《出版笔记》,心里满是默默的思念。惟愿老人的精神不老,引领更多的后来者沿着他的足迹勇于实践,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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