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法农的思想旅行及当代中国意义

    ■谭惠娟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的核心著作包括《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英译本 Black Skin,White Masks,1967）、《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五年》（L’An V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1959；英译本A Dying Colonialism, 1965）、《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s de la Terre, 1961；英译本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3）及《迈向非洲革命》（Pour la Révolution Africaine, 1964；英译本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1967）。这些文本从多维度点燃了非洲反殖民斗争的烈火，对独立运动影响深远，其中《黑皮肤，白面具》与《垂死的殖民主义》曾遭全面查禁。法农对殖民境遇的剖析及其激进而曲折的解放方案，在20世纪60至9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期间并未成为主流。其导师塞泽尔提出的“黑人性”被指本质主义，而法农所揭示的殖民二元对立及其内在陷阱，亦因“语境不合时宜”受到冷落。彼时非洲知识界重心由解构殖民心理转向民族文化建构。直至1990年代后殖民理论兴起，学界才重新发现法农与塞泽尔的深刻性。批评家不再局限于“应使用何种语言”之问，转而探讨“语言如何建构身份”“抵抗何以与权力共谋”，这些正是法农与塞泽尔早在数十年前提出的命题，法农著作也由此在全球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015年，美国非裔存在主义哲学家刘易斯·R.戈登出版里程碑著作《法农说了什么？》（What Did Frantz Fanon Say？），可视为一场哲学层面的去殖民实践。戈登不仅提供了解读法农的钥匙，更借其思想对现代哲学体系发起根本性质疑：若哲学不直面殖民性与种族主义对自由、身体、他者与普遍性等核心范畴的构成性影响，则任何关于“人类处境”的论述皆失于真诚。本书不仅关于法农，更经由法农介入当代思想，迫使我们追问：在北方知识体系内部，何为真正的批判？是遵循其逻辑臻于完善，还是如法农般撼动其根基？ 戈登不仅是法农的阐释者，更是黑人存在论与去殖民哲学的重要推进者。他强调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更是一种存在论秩序，系统否定被殖民者作为完整“人”的存在。戈登将法农从“后殖民先驱”或“革命符号”的扁平形象中解放出来，重塑其为与黑格尔、胡塞尔、萨特及波伏娃并列的现代性存在困境拷问者。他娴熟运用北方哲学工具，反向解构北方知识霸权，其研究范式表明：批判思想不必固守边缘，而能进入主流展开高水平的颠覆性对话，也为全球南方及其他边缘学者提供理论示范。

    受戈登研究的启发，浙江师范大学李蓓蕾教授将其博士后合作导师的著作译成中文。此举对国内法农研究而言，绝非简单文献补充，而是具有多层次变革意义的学术推进。在该译本问世前，国内法农研究长期处于碎片化引介状态，学者多通过单篇论文或理论选编章节接触其思想，致使其理论被割裂为“暴力论”和“他者理论”等标签，削弱了哲学深度。李译引入戈登的体系化解读，使国内学界得以快速切入国际前沿论域，避免重复基础工作，转向更具创造性的阐释。其次，该译本借助戈登的阐释，将法农思想定位为“存在论的行动”与“辩证法的重启”，为学者提供有力理论工具，以驳斥既往误读，并将讨论提升至自由、认同与主体生成等哲学根本问题的高度。再次，李译深化了对“殖民性”的理解，推动研究者超越政治经济层面，从存在论与现象学角度剖析殖民暴力如何内化并重塑被殖民者的主体结构，这对阐释殖民创伤及其当代延续无疑具有关键解释力。

    最重要的是，该译本为法农研究搭建起联贯中西批判理论的对话之桥。法农对西方现代性及其普世主义的批判，为我们重审中国近代“中西体用”之争与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锐利的“他者之镜”。借助法农与戈登的视角，我们可更深刻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精神上的“自我他者化”，进而建构具有真正主体性的文化认同，推动法农思想与中国现实展开创造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