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部个人史，，也是一部大学史

    ■王贵豪

    近年来，口述史热潮方兴未艾，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口述史著作，极大启发和丰富了我们对于个人与历史、边缘与中心、记忆与叙事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这部图文并茂的《以美启真——曾繁仁的山大记忆》（以下简称《记忆》）的出版，则是“口述史”方法与“大学史”编撰需求相遇合的“宁馨儿”。本书为我们考察曾繁仁的个体生命史及学术经历、山东大学中文学科史、山东大学校史、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乃至整个“共和国史”，提供了一种来自个人视角的记忆与叙事。

    《记忆》的中心视点始终没有离开“山大”——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自1959年8月考入山东大学后，曾繁仁的生命轨迹几乎从未逸出山大，只有3年人事编制不在这里（但仍是山大的兼职教授），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大人”。本书首先是受访者的人生地图，而其中一条主线便是曾繁仁在山东大学的多层身份变化：作为学生，求学时正值1950-1960年代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的“第二次辉煌”，亲炙中文系“冯陆高萧”、历史系“八马同槽”等诸多前辈，由此开启其上下求索之路；作为党务行政人员，留校任职后经历过“一分为三”的混乱，体验过时代风云的激荡变幻，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二十余年间，既见证了山东大学的挫折与成长，又在“改开”以后山东大学的制度设计、教学管理、本科招生、人才队伍建设、“211工程”建设等工作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作为教师，不仅善于“传道受业解惑”、鼓励引导学生，还在教学中与之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从与七七级学生的相互保护，到重病时王一芳、张晓东、宋婉宜对他的关心、爱护乃至救助，师生间的情义非常动人；作为科研工作者，一方面在生态美学、审美教育、文艺美学、西方美学等领域硕果累累，曾参编多种美学与美育教材，出版《西方美学范畴研究》《美育十五讲》等著作，并提出了“生生美学”这一极富中国特色、东方智慧的重要话语，另一方面，还参与并推动了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设工作、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获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发展及其获评国家级重点学科，可谓贡献良多。

    事实上，这些叙述所包含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曾繁仁的个人生命经验，而是相当多重“大历史”的折射或者说具体实现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如何内在于“历史”，并在历史之流中释放其动能、势能。“一分为三”的山东大学得以在1974年恢复建制，便是一则在“历史”中“因人而成”的动人故事：“山大文科迁到曲阜以后，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广大师生员工意见非常大”，强烈要求恢复原山大建制。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原山东大学的部分老师开始酝酿讨论恢复山大建制事宜”，最终由曾繁仁起草了一份说明理由的材料，并通过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山大校友李希凡、何匡，以“内参”的形式呈报党中央，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批示，此事总算迎来了转机。今天看来，正是历史形势、集体意志与个人因素的合力，以及广大师生员工的坚持不懈，才使得山东大学在逆境中“重新焕发了生机”（第130-133页）。

    学生、教师、科研工作者、党务行政人员（中文系副主任，山大教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涵括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内的多类身份，这使得曾繁仁能够超越单一学科、身份的视野局限，在历史的回顾中整体思考山东大学的未来发展。在口述中，曾繁仁不止一次地强调山大一定要“办出特色”，无论是以文史、数学、工学、医学哪类学科为学校特点，必须要“有个特点，哪怕只有一项特点，全校来建设维护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就自然形成了”，只有“办出特色来”，才能“不要叫人家忘记，别叫人家认为不重要”（第331页）。对于今后山大的发展、建设，曾繁仁的观点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所谓“鉴往知来”，正是近年来山东大学加强校史研究工作的目的之一，因为在人与人之间流转、绵延的“记忆”，乃是我们传承文化、精神、经验、知识的重要介质。“传承”是本书的一大主题，从山大的老领导、老教授到曾繁仁，再从曾繁仁到我们。比如成仿吾老校长提出的“课表是准法规”，经过曾繁仁、樊丽明等多任校长的继承与发扬，形成了山东大学教学规章中的一个重要传统（第46-47页）；再如前辈学者给曾繁仁留下的种种学术“记忆”，像章茂桐提出的“三基”理论（第50页）、高亨强调的“创新意识”（第84-85页）、冯陆高萧培养研究生时使用的读书札记法（第263页）等，都在其教研实践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实际上，无论是曾繁仁忆述的前辈治学方法，还是其自述的治学经验，都是中国当代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的一环，并将成为所有“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开放、共享资源。

    《记忆》等一批口述史著作的出版，也提醒我们采集、保存、整理“活”史料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对于已成“历史”的一些人物、事件，在基本的“文字文献”难以再生、不可能大规模扩展其体量的今天，“口头证据”便成为一个新的史料生长点。但这样一种工作，需要研究者尽早展开。王尧在《“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中这样写道：“口述史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想想后怕，如果换到今天，即使我有这样的愿望和计划，也几乎没有精力和条件去实施了。时过境迁，亲历者或年迈或辞世或销声，或由于种种原因不再愿意口述回忆。”（第491页）这也是程光炜多次呼吁“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的原因所在——它们正在消失。对于山东大学文史学人研究、山东大学中文学科发展史、山东大学校史以及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史（尤其是生态美学研究史）的研究者来说，曾老师的口述史无疑是一份珍贵、丰富的记忆档案，但笔者同时意识到，我们已经永远错失了给周来祥、孔范今等老先生做口述史的机会。

    作为“山东大学名人口述史”系列第一种图书的《以美启真——曾繁仁的山大记忆》，其定位非常明确。然而，关注“大人物”与“大事件”之外，口述史还应该让沉默者也能发出声音，使其生命经验与个体记忆得以在历史的脉络中重新激活。因此，笔者也希望未来出现更多普通人、“非名人”（自不限于高校内部）的口述史——它们或许有着与“名人口述史”迥然不同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