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记忆文化”现状及其危机

    ■姜雪

    何谓“记忆文化”

    “也许是因为已经过去太久，以至于纳粹时代在很多人心中早已沉入历史的深处，令一些人觉得，当年或许也没那么糟糕吧。”德国反犹主义研究领域泰斗、前柏林工业大学反犹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沃尔夫冈·本茨（Wolfgang Benz）在今年3月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如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后的今天，德国社会如何铭记和处理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统治的这段历史？ 以本茨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界普遍对德国的记忆文化和民主现状感到忧虑。

    “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特指德国社会对纳粹罪行和犹太人大屠杀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反思。这一文化传统建立在批判性自我审视的基础之上，其核心在于承认并反思历史罪责，保持对纳粹罪行的公共警觉，通过建立纪念碑、设立纪念日、举办纪念活动等，在学校教育和公共讨论中正确传授这段历史，从而防范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回潮。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对纳粹历史的态度经历了从阿登纳时期的沉默，到勃兰特时期的忏悔，再到科尔时期的反思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左右逐步确立“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这一广泛共识以来，德国社会逐步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历史反思传统。在此基础上，记忆文化不断深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大屠杀记忆也逐步融入公共意识，发展为集体认同和公共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记忆文化的发展依托纳粹时代的历史记忆，然而如今，这一记忆的传递正面临严峻考验。据德国国家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办公室主任托马斯·威尔（Thomas Will）介绍：“如果有人在1945年战争的最后一年以17岁的年龄成为纳粹系统的一员，那么最年轻的罪犯今天也是97岁了。”他表示，对纳粹罪犯的追查工作已接近极限，对其罪行的法律评估也即将结束。与此同时，最后的大屠杀幸存者也在逐渐凋零。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柏林荣誉市民玛戈特·弗里德兰德于今年5月以103岁的高龄离世。她在2003年从美国回到德国居住后，一直致力于对抗遗忘，尤其关注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教育。然而，随着历史“活见证”的消失，年轻一代将彻底失去与纳粹时代记忆的直接交流。如扬·阿斯曼所言，80年是一个边界值。“那些回忆在今天还是活生生的，到了明天就只能借助于媒介进行传播。”历史记忆的传递由亲历者的亲身证言，更多地转向由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主导的个人化体验。尽管传承未断，然而以下事实却触目惊心：根据犹太人索赔会议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每十个18至29岁的德国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屠杀是什么，有40%该年龄段的德国人不知道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数量为600万之多。

    历史教育薄弱的背后，是德国社会对历史认知的分歧和国内政治极化的更大背景。这些共同构成了今天影响记忆文化发展的条件，各方因素的角力正逐渐令其偏离批判性反思的核心理念，走上多元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危机，也是挑战。

    “记忆文化”的危机

    一项由《时代》周报于今年1月委托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主张对大屠杀历史“画上句号”的受访者高达55%，且有59%的人认为“对纳粹的持续铭记阻碍了德国人发展一种健康的国家意识”；而对过往的记忆文化，大多数德国人则持肯定态度，并“愿意把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处理成果推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民调结果中，主张对大屠杀“画上句号”的受访者主要来自极右翼的选择党（AfD）选民（支持率高达90%），而中左翼的社民党（SPD）和绿党（Grüne）以及左翼政党左党（Linke）的大多数选民则对此持反对态度。在“纳粹历史是否该告一段落”“持续的纪念是否阻碍了国家认同”“纳粹是否也有好的一面”等问题上，选择党与中左及左翼选民形成了尖锐对立。这反映出德国社会内部政治立场的极化：选择党主张将纳粹历史正面化与“去政治化”，右翼选民更倾向于“只是少数罪犯有责”的叙事，而中左翼和左翼政党则依然坚定地认同传统的记忆文化，坚持对历史的批判性铭记与责任担当。

    极右翼政党的种种表现，无疑是向纳粹历史挥起了扫帚，向记忆文化抡起了大棒。现任选择党名誉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曾表示，纳粹时代不过是德国历史上的“一坨鸟粪”。图林根州选择党领导人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更是公开要求“记忆政治上的180度大转弯”，为此他去年还因使用一条被禁用的纳粹冲锋队口号而被判有罪。不难推测，在2025年大选中成为德国第二大党的选择党成为导致记忆文化话语转向的一个推动性力量。不过，即便如此，记忆文化的发展本身也并非无可指摘，保守派政党同样存在历史回避和右倾化的倾向。

    布痕瓦尔德纪念地基金会负责人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Jens-Christian Wagner）今年2月通过《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德国社会举行的一些缅怀活动仅停留在对受害者的哀悼，缺乏对普通德国人在纳粹体制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入反思，此举通过与受害者认同来使民众获得“道德无瑕”的自我感受，易沦为一种“卸责叙事”，无益于反思纳粹的运作机制及其制造不平等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此外，瓦格纳还对联盟党在今年联邦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这份纲领非但不提纳粹罪行，反而强调二战后德国人被驱逐的受害史及原东德社会统一党的专制统治。在他看来，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联盟党的竞选纲领“在历史政策上堪称是一次巨大的倒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历史政策的右倾化”。

    瓦格纳的这一判断几乎可以与《时代》周报的民调数据互为印证。在联盟党（CDU/CSU）选民中，主张为“纳粹历史画上句号”的比例从2020年的55%升至58%，认为纳粹统治“也有积极的一面”的比例从2020年的23%升至25%，有46%的联盟党选民比较或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来看，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在公共讨论中被赋予了过于重要的地位”，而这一比例也比2020年上升了五个百分点。这表明，保守的联盟党选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至少相比五年前而言——偏离了传统的记忆文化立场。无论是联盟党还是选择党的选民，其民意倾向与他们各自所支持的党派的政治路线都基本相符，反过来说，各个政党意识形态制定者所推动的政治议程，也几乎毫无偏差地反映在其选民的态度之中。

    如果说公众历史认知的衰退、右翼对纳粹暴行的淡化和保守势力的右倾与历史回避倾向，都还只是记忆文化内部的种种发展问题，那么，当记忆文化遭到利用，被政党当作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其在现实政治中的功能转变了。

    正如《时代》周报历史部主任克里斯蒂安·施达斯（Christian Staas）所说的那样，“近年来更具说服力的一种说法是：德国的记忆文化正同时受到来自右翼与左翼的夹击”。从右翼来看，选择党的极右翼政治家比约恩·赫克于2017年呼吁德国进行“记忆政治上的180度大转弯”，摆脱“罪责崇拜”（即病态地沉溺在对历史罪行的悔罪仪式中），转向民族振兴。如今的选择党不仅意在实现赫克的呼吁，还以民主的最后捍卫者自居，将议会诬蔑为“独裁”，将反选择党的示威游行比作“纳粹游行”，以此贬损并滥用记忆文化所依托的基本概念。从左翼来看，活跃于国际的亲巴勒斯坦左翼阵营将后殖民主义思想用作批判以色列的武器，称以色列为“殖民国家”，以色列犹太人为新的“纳粹”，巴勒斯坦人则为“犹太人的犹太人”（Juden der Juden，即新的历史受害者，如同纳粹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指责制度化的大屠杀纪念妨碍了对殖民暴行的清算，进而对记忆文化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在左右两翼的夹击之下，记忆文化赖以维系的历史反思核心被政治化，沦为政党攻击对手的工具。

    到此，我们大抵要发出这样的质询：记忆文化是否天然地带有政治属性？ 它到底是一种超越党派的公共仪式，还是一个充满争议、被政治立场不断重新塑造的社会战场？如果追根溯源，是否从它真正形成的那一天起，其实就始终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紧密相连，并持续影响了德国社会的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考察这一“把人群凝聚成整体的记忆”是如何形成的。

    文化记忆与记忆文化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区分为“交际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与“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两种形态。前者依托个人经验与日常交流，时间跨度通常不超过三代人（约80年），随着亲历者的去世而自然消退；后者则通过文字、仪式、纪念碑、博物馆等物质化和非具身化的媒介，将特定的历史经验固定下来，超越个体生命的限制，成为社会长久传承的认同资源。在德国，纳粹暴行与大屠杀记忆的传递，正是一个从交际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而40年是交往记忆周期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记忆从以口头、生活化方式为主的传递，开始逐步转向依托媒介和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记忆阶段。逾过第八十个年头，这一转变基本完成，集体记忆几乎完全由文化记忆所决定，而记忆文化就是文化记忆在现实社会中被实践和塑造的具体表现。

    阿斯曼指出，恰好在二战结束40年后，时任德国总统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联邦议院发表了一篇纪念二战结束的演说，“这篇演说重新推动了对二战的回忆，并在一年后发展为以‘史学家论战’为世人所知的那场风波”。这场史学家论战分为鲜明的两派，以右翼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等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将纳粹罪行作相对化处理，否认纳粹大屠杀是一种“独特的”罪行；而以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反对前者的修正主义立场，坚持德国对自身历史的反思责任，并将其视为构建与西方联系的可靠基础即宪法爱国主义的关键。这场争论后，德国政府在公共表述和纪念活动中也更加强调对大屠杀独特性的认知，即“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从而向公众和世界展示其历史反思的真诚与彻底。德国社会更加明确地把对纳粹罪行的批判性反思作为其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性记忆文化的立场由此得到加强和维护。

    但是，文化记忆并非天然稳定。它需要不断通过重述和重构来维系自身的存在，该过程不仅涉及历史材料的保存，更包括对其意义的不断阐释与更新。在这一过程中，记忆的对象会因社会需要、政治议程、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被重新界定。德国的记忆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动态中形成，也在这样的动态中被挑战。这种挑战不仅表现为上文所述的左右两翼对历史的各自利用——不同政治力量在既有的文化记忆框架中挑选符合自身议程的历史认知，强化或削弱某些面向，从而减弱了社会层面的总体共识；挑战还表现为记忆文化本身也在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中陷入了价值困境——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和作为，使和平主义的历史信条“永不再来”（Nie wieder! 意指法西斯主义永不再来）陷入道义上的矛盾，而巴以冲突则动摇了以防止大屠杀重演为核心的纪念共识，持后殖民立场的左翼群体仇恨以色列乃至大屠杀纪念的言论声势浩大，并引发了关于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在何种程度上构成反犹主义的激烈争论。这两场国际冲突暴露了记忆文化深层的价值困境，它在全球正义与历史责任之间的矛盾致其自身进一步撕裂。

    如扬·阿斯曼所说，记忆文化属于计划和希冀的范畴。人们回忆昨日的方式，折射出他们对明日的期待。在德国如今多元化发展的记忆文化背后，不同社会群体基于各自的身份认同与未来愿景，塑造出对纳粹时代的差异化的历史意识。记忆文化，何去何从？ 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解答以下四个问题：谁负责传承记忆，记忆的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向什么样的群体，群体如何接受与回应？

    在文化记忆的形式中，专职人员已经取代了时代亲历者成为维护和传承记忆文化的专人，他们包括教师、艺术家、学者、官员、文化机构管理员和广义的文化传播者，“这些训练有素的人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有关过去的记忆现时化”。今天，面对年轻一代，电子游戏以广泛的受众面和可体验性成为有利于知识传播的大众娱乐形式，其中被视为典范的是德国油漆桶游戏开发商（Paintbucket Games）开发的反法西斯战术游戏《穿越至暗时刻》。玩家在游戏中扮演抵抗组织中的一名成员，与希特勒政权作斗争，通过散发传单和私运禁书等方式进行抵抗，而游戏只提供两种结局——要么纳粹覆灭，要么抵抗失败。不过，数字空间作为一个开放却缺乏统一规范的活动场域，对历史的歪曲处理也沉渣泛起，例如极右翼势力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利用“罪责崇拜”的概念煽动年轻人反对传统的记忆文化。而年轻一代之外，面对更大的公众群体，怎样的记忆将会发展成为主流记忆，答案将落在不同社会力量对记忆解释权的竞争以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达成的共识之上。

    结语

    建立在批判性自我审视基础上的德国记忆文化传统曾被视为面对历史罪责、构建民主共识的典范，但它如今所经历的危机表明，记忆并非静态存储，而是持续重构的过程。记忆文化的未来走向，理论上取决于文化记忆在制度化与媒介化过程中的更新与发展，实践中取决于不同政治力量、不同文化载体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乃至冲突。在国内政治极化与国际局势动荡交织的背景下，如何抵御历史相对化、维护批判性反思的核心，是摆在德国社会面前的一大课题。在多元发展的记忆文化中，能否形成一条维系公共凝聚力的主流，将决定德国社会未来的历史想象与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