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的故乡“四重奏”

    ■冯新平

    薛忆沩的“故乡人”系列小说，以多声部的叙事与复调的情感结构，构筑出一幅关于记忆、身份、理想与失落的精神图谱。《海燕》《故乡》《初恋》与《“国脚”》这四篇作品，恰似一部深沉而辽阔的“故乡四重奏”，彼此呼应、交织共鸣，共同完成了对当代中国经验中“故乡”这一母题的深刻书写。

    《海燕》通过一场横跨大洋、穿越时空的电话对话，徐徐揭开一段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记忆。九十岁的“我”在深夜被定居波士顿的儿子唤醒，执意要为“我”朗读一篇来自英国、题为《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文章。该文作者是一位曾在1974年因父亲工伤得以“留城”、却被迫成为环卫工人的女性。她每日在雨花亭十字路口清扫街道，深感前途渺茫。在一个绝望的清晨，她遇见一位等候早班车的“老人”——实为当时五十五岁、即将退休的中学教师“我”。老人以“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宽慰她，并将亲手抄写的高尔基《海燕》相赠，叮嘱她“要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努力扭转自身命运。这场看似微小的相遇，最终成为女工人生的转折点：她在恢复高考之后考入大学，后来远赴英国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而她始终心怀感激，不仅一直珍藏着那一纸《海燕》，还在自己步入老年之际以真切的文字致敬那只曾指引过她的“老燕”。

    这段横跨时空的对话，不仅重现个人命运被偶然点亮的瞬间，更将“故乡”重构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它不再依附于具体的地理坐标，而是由记忆的闪回、语言的传递与他者的叙述共同编织成的一张救赎之网。雨花亭十字路口由此升华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个人与历史在此交错，卑微与崇高在此相遇，绝望与希望在此转换。而“海燕”则成为贯穿时空的文学意象，喻示文学如何以其超越性的力量，弥合历史与个人的创伤，照亮迷失者在漫漫长夜中的航程。

    而《故乡》则以冷峻而哀婉的笔调，书写了一幕现代性暴力下的“失乡”寓言。叙述者“我”是一位侨居海外多年、因新书宣传短暂归国的作家，内心早已与长沙故土疏离而困惑。六年前的奔丧之旅已让他目睹城市地理与语言的双重湮灭：记忆中的百年米粉店被连锁品牌取代，长沙方言在街头被异地口音吞没，连追悼会上的悼词也改用普通话——一生只习惯长沙方言的逝者最后竟没有机会获得母语的温情送行。六年后重返长沙，“我”执意寻访少年时代曾居住的工厂家属区，却陷入更深的迷失：工厂被房地产项目吞噬，车间原址矗立着大超市，生活区变为高档住宅，唯当年的篮球场因老工人们的抵制而侥幸残存为健身场地的一部分。薛忆沩以锐利的细节，刻写了一个被彻底重构的失根之地，故乡不再是情感扎根的土壤，而成为全球化资本与流动人口共建的临时驿站，成为一片抹去了记忆、令人无从辨认的匿名空间。然而小说并未止于悲叹，而是在“物”的废墟中挖掘“情”的根茎。那颗由父亲当年赠予工人“傻杜”，四十年来被珍藏乃至发霉的柚子，成为跨越时间的情感信物。“傻杜”那句“他真是一个大好人啊”的颤巍巍告白，和他坚持让儿子向恩人之子磕头谢恩的执拗，揭示出未被完全磨灭的伦理记忆与民间情义。

    叙述结构最为复杂的《初恋》则以私密而细腻的笔触，回到1970年代的历史现场，透过少年视角再现那个年代的压抑与渴望、创伤与成长。小说回溯“我”与“大哥哥”五年间的相识与相知，最终在充满象征意义的灌木丛中完成从崇拜到对话的情感升华。薛忆沩巧妙地将个人成长嵌入宏大历史，通过外部事件与少年内心世界的互动，展现历史如何侵入并塑造个体的情感结构与道德意识。

    《“国脚”》表面上以足球为线索，实则延续了薛忆沩对理想主义命运的一贯追问。小说以卡塔尔世界杯中一场震惊世界的比赛为引，勾连起叙述者生命中四个与足球相关的不眠之夜，重现了表舅从天才少年到公安干警的命运转折。表舅年少时被誉为“国脚”，足球是他逃离现实的乌托邦。省体校特招班“每天都有鸡吃”的许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既是诱惑，也是阶层跃迁的象征。薛忆沩以足球史串联起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变迁：表舅的队友们通过高考跃出龙门，成为另一重意义上的“胜利者”，而表舅身披国家队队服的照片最终只能悬挂于父亲遗像旁——成功与死亡在此并置，成为理想溃败的辛辣注脚。他最终成为一名公安干警，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对秩序与公正的信仰。

    这四篇作品共同构建出薛忆沩文学故乡的“四重奏”：它们都以记忆为方法，以失落为前提，以寻找为姿态；它们共享相似的主题词——遗忘与铭记、断裂与延续、出走与回归、理想与现实；它们也都指向同一个终极叩问：在一切都加速流动、记忆不断被重写的当代，人应该如何安放自我？故乡究竟是一个可退回的地理位置，还是一种可重建的精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