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变迁与世界变局

    ■魏礼群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纷纭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中心由海洋国家向大陆国家转移，地缘政治及世界治理格局正在重塑，人类社会从经济全球化迈向命运一体化。持续且惨烈的俄乌冲突及中东战争，既是世界剧变的直观反映，同时又推动着世界格局的进一步演变。

    那么，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大变局的动因到底是什么？而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发生的巨大变局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趋势？

    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鲁道夫·契伦、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塞缪尔·P.亨廷顿这些人类思想的巨擘，分别从经济、资本、地缘政治、文明和秩序等不同的视角，发掘和解析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基础和客观规律，都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本书作者徐晓华似乎想另辟蹊径，力图通过探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最为强大国家（世界性帝国）的发展缘由及变迁的动力机制，来寻求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变局的深刻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在当今时代崛起的历史基因和内在规律。

    作者的努力显然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冒险。一方面，世界性强国（帝国）的崛起和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们变迁、发展及终结的规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必具有洽合性；另一方面，对世界性强国（帝国）发展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从中探求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规律性，无异乎在历经千万次淘洗的沙石中拣取金粒，充满了劳而无获的风险。

    然而，徐晓华的探究努力是有成果的。他从千百年历史进程发现，世界性强国（帝国）的每一次变迁都会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巨大变局，而这种变局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影响和推动强国（帝国）变迁的主要有生产势力、地理势力和文化势力等三种力量，其中生产势力是世界性帝国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地理势力虽是从属性因素，但对帝国变迁的方向和走势往往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文化势力则随着生产势力的发展和变化而调整，成为推动帝国变迁的“拖拽性”力量。正是这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推动帝国变迁和发展的动力，决定了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的面貌。也正是在这三种势力相互作用下，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具有在“成本洼地”和守成帝国边缘地带形成、向着更大的领土和市场发展、中介性帝国和中心性帝国交相更替，并最终形成帝国变迁的全球地理闭环的规律性。作者以生产势力、地理势力和文化势力为尺度，分别度量了波斯、马其顿、罗马、东罗马、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这些历史上不同的世界性帝国兴起和衰落的史迹，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美国帝国势力的衰落和中国强盛的缘由，提出中国必将结束传统的逢强必霸的历史，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纪元——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意。

    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是，无论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的哪条规律，都契合了作为帝国终结者的当代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这样的结果，并非出于爱国者的偏执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发展观的——这是因为，青藏高原、印度河大沙漠和中亚辽阔的大草原及大沙漠，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将传统的中华帝国和中国以西的中亚及西方帝国区隔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三股势力”推动下，一方在东亚大陆以中原为中心相对固定的区域进行“钟摆式变迁”，另一方则在不断变化的地域实现“迁徙式变迁”，而不断流动且充盈于整个世界的水，为世界性强国（帝国）变迁最终形成世界地理闭环，提供了纽带和媒介。

    处于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中国，由于其超大规模的体量和诸多优势，显然不只是这一变局的受力者，她本身就是这一变局的施动者。中国的崛起，也并不仅仅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人类不断发展的生产势力，徐晓华认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先进性对引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风向发挥着关键作用。本书用较多篇幅，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先进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经过无数革命和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已经成功地将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成果融为一体，使其既将东西方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又吸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人类不同发展阶段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先进性——而这也正是中国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快速崛起的不竭动力。

    阅读了《空间·生产·文化  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我们不难感受到本书结构宏大，视野开阔，资料丰富，立意深远，这是它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诸多优势、特色的基础和条件。这部书的面世，对于向身处世界急遽变局中的读者传达中国文化自信和崛起信念，将大有裨益。

    在此部书付梓之际，应邀写了以上文字。

    是为序。

    （作者为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原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