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总有些美好奇特的经历

    主持：宋庄

    《邓一光南方短小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书对您有何独特的意义？

    邓一光：2011年之前，有几年我没写作，忙一些家事，亲人和我自己的，其他时间到处走，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故事，叫《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篇名暗含了一个悖论，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时常让我感到困惑的逻辑，我为什么总是怀念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到南方生活后，这个问题变成了现实，逐渐清晰了，就是，我的生活在我抵达和进行时，它整体的一部分消失了，我甚至连和它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而我在意并且想知道它。追问前世至少有一点可以成立，我对前世的思念，它不是哲学，是现实。我会理解一座城市阶段性的历史，但不会认同和承认它。对人也这样，一个人不带历史的当下呈现，无论他（她）多么努力地表现与现实的真实关系，它们并非全部的真实，这个人也包括我自己。2011年我恢复写作，第一个故事写在潮间带，从没有城市甚至没有人类存在开始，从这里开始建立我与生活地的关系。

    这套书收入了我12年中连续写下的七十多个故事，12年是一个历法数字，让我复原12年里看到、听见、嗅到、触摸和感知到事物的第一经验，肯定做不到了，也就是说，我现在不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它们部分留在这套书中。感谢出版方花城出版社，责编林菁老师的团队，还有书的设计者韩湛宁先生，他们比我做得好，我只是提供了一些对生活连续的观察和表达。

    您为何选择深圳作为系列小说的核心叙事场域？

    邓一光：我喜欢新的生活地的海洋、潮间带、河网地带、热带雨林和一年长达半年以上的台风季，因为这些，我选择了在这里重建生活，而不是其他地方。我对生活地的叙事，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从而生发出关联理解和讲述，它帮助我在新的生活地建立生活，也帮助我建立一座我的城。不过，这套书不是系列作品，它们在主题、人物和人物承载的世界观表达上完全是独立的，每一篇都独立承载它的主题。

    这座移民城市的哪些特质激发了您的创作灵感？

    邓一光：深圳最早的人类生活停留在考古史中，可查的移民行为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有文字和史志记录的几次大的移民行为分别是西晋、唐、北宋和清康熙年间，活着的这一部分是上世纪中期，以及1979年建市后，至今仍在进行的移民。外来生物具有抗逆性和竞争性特质，适应能力、繁殖能力、传播能力强，不过也有一个危险特质，对原有生态具有不可逆的破坏和重构。人类也一样，工业时代后，一个地方的多样性和包容文化多数是由外来人口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的，比如商业和市民文化，它使后工业时文化的生长显得较为容易。与自然力量和生态关系弱小一些的内陆河流、草原、山丘地域不同，海洋和边陲地区不大容易被异化，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不那么容易摆脱自然，敬畏心多一些，人们容易获得因自然之力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意志力，却不会出现一边倒的人的主宰。

    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对写作的影响？

    邓一光：不存在一个所有写作者，或者多数写作者共同认可并实践着的地域美学，真实情况是写作并非对现实生活的顺应，更多时候是对现实生活的对峙、冲突和重构。香港有位作家刘以鬯，他代表了香港现代文学的某个尺度，代表性作品是《酒徒》，还有《链》《吵架》，讨论的是非线性叙事、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完全找不到地域元素，不是典型的岭南文化。深圳文学进入城市叙事最早的作家，有几位青年人，他们写现代性焦虑，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是代表，他们的讲述多放在全球化背景上，是反地域化的。我写过一些原住民的故事，甚至使用过本土语言，即使表达地域元素，也会把它放在东江流域、环珠江三角洲、两千年的移民史、客家文化和广府这样的背景上去表达。

    小说中地名、街巷常被赋予隐喻，您如何把握象征与写实的关系？

    邓一光：地名的现实内容与历史发生有关，它们被保留在历史细节和地名命名者的视角中，小说中的地名如果作为文化要素出现，更多是现实的多重理解，赋予抽象的意义。这套书中有个故事叫《如何走进欢乐谷》，欢乐谷是深圳上世纪末建的一座主题乐园，在内地复制了9个，就是用水把自然和人文景观整合成一个游乐空间，它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头衔，国家5A级旅游景区。故事讲了两位放逐者和一只流浪狗的经历，三万多字，有关欢乐谷的内容只有三处，不多，我摘录在下面：

    “姐姐的孩子豌豆来深圳，闹着让我带她去欢乐谷坐太空梭。那个削瘦到让人担心的初中生突然问我，什么是欢乐。我坐在那里发呆了老半天，对‘欢乐’两个字始终反应不过来。事后我上网查过‘欢乐’这个词，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我仍然没有明白，它到底想说什么。”“我只是想，欢乐谷是有的，它不光有太空梭，还有飓风湾、冒险山、金矿镇，我们可以玩雪山飞龙、矿山车、鬼屋、激流勇进和完美风暴，最后，我们一定要去欢乐时光，我可以为我俩草拟一个攻略，这样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留下我们的踪迹。”“我在想，不管我们去了哪儿，只要我们不是逃避，而是逃亡，我们就有希望，就能走进欢乐谷。”

    这套书中多数地名都做了隐喻或解构。人们不缺现实，缺的是对现实的意义关照。《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等作品屡获文学奖，您认为这些篇目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邓一光：我写故事，通常只在意是否完成了满意的表达，标准每次都不同。奖是别人评的，标准是别人制定的，我没考虑太多。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邓一光的作品体现了他对复杂经验的准确把握，以及现代都市经验展开后所呈现的意义”。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深圳书写？

    邓一光：深圳城市化的前三十年，我生活在中原，在深圳安下家的时候，这座城市正处于激情退却的平台期，我是靠阅读完成了前三十年的主流历史功课，它显得空洞，缺乏细节，屏蔽掉了我从另一个渠道，即亲历者口述中了解到的大量真实发生的事件，后者同样存在不可确认的问题，也就是对整体性的屏蔽。屏蔽很容易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圳进入了惯性发展期，这个时间延续了20年，人们根本不关心自己生活动能的消失和大面积的游离和徬徨，多数人没有发现或者不在意自己习惯了的选择性讲述。这当然不是我要在短小说中完成的工作，但它是我在描述一株植物前，对光、水分、气温、土壤、空气和氧气——它俩不是一回事——的了解，不然我种下的植物一定活不好，甚至活不了。

    再谈谈您的阅读吧——有枕边书吗？

    邓一光：戒了三年了。童年和少年时父母规定读书必须坐着读，背要挺直。离开家后养成了躺着看书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躺着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些年躺读开始影响睡眠，改了，目前只有桌边书和椅边书。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邓一光：年轻时拿到限时书或禁书会一口气读完，读太快和违禁阅读体验都不好，但那个时候这两类书是稀有书目，有过请假读的经历。阅读时间最长的是夜里躺着读书，现在换成白天读。工具书会记笔记。读得杂，快不了。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邓一光：基本不重读。阅读中有过一些美好和奇特的经历，有过要回头的想法，基本没有成为现实。我不是一个专一的阅读者，有太多的书想读，也许回头阅读这种事情AI能协助我完成。

    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不断要从书中寻求帮助？

    邓一光：非常需要。写作者并不占有全部生活，却要在全部生活的视野层面开始讲述，哪怕讲的只是一粒沙子，也要知道它的来历和蜕变，知道地表岩石侵蚀、风化和搬运过程，辨识它来自冰川、海洋、河流还是沙漠，因为那是它的前提和命运，这样的经历没有任何一位写作者能做到。我现在在写一个故事，说说几本桌边书，《论自愿为奴》《奴隶贸易史》《物种起源》《东印度公司》《澳门通史》《哥伦布的四次航行》《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它们的内容都不是我的生活，给了我很大帮助。

    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邓一光：太多。明年计划读完巴罗的《宇宙之书》，续读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二十四史》，后者换了点校本横排简体，读起来会快一点。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邓一光：生命中重要、可信赖同时舒坦的时段比较持续地出现在写作上。通过写作，我为自己内在的碎片找到一个缝合的过程。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邓一光：《浮士德》《全宋词》，达文波特或者索利的一本野外生存百科。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邓一光：如果精力够，对某些作家的作品有穷尽的愿望，对作家本人没有这个想法。选一位吧。

    邓一光：托尔斯泰和雨果，各见一半。最好托尔斯泰写完《复活》，雨果写完《九三年》，他们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看法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