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升 吴忱恬
清初学者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苏州人。潘耒少年时代师事戴笠、吴炎、王锡阐等遗民学者。十八岁时,长兄潘柽章因庄廷鑨《明史》案牵连致死,潘耒为避难更名曰吴琦,流离失所。即便如此,他还在徐枋、顾炎武的鼓励和指授下,奋志向学。康熙十七年(1678),潘耒出应博学鸿儒制科;次年,授翰林院检讨,入《明史》馆,充纂修史官。潘耒就《明史》修纂发表重要论议,勇担撰拟《明史·食货志》与明洪武至宣德五朝人物列传之重任,为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充任日讲起居注官,出任会试同考官,声望日隆。然他生性耿直,不通人情世故,为人所嫉,终遭弹劾;又遭母丧之痛,于仕宦之途心灰意冷。从此,他归隐读书,或畅游天下。他的一生是明末清初社会剧烈变迁的缩影;他的人生轨迹与学术思想深刻地烙印着明末清初时代的痕迹。
潘耒治学,广涉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学、历算学、金石等领域,成就卓著,在清初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著作有《遂初堂集》四十卷、《类音》八卷等,一直处于未经整理的状态。
淮北师范大学吴航老师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潘耒全集》全四册,共计261万字,可谓古籍整理方面的鸿篇巨制。它的问世,为学界深入研究潘耒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与学术贡献及明末清初的时代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潘耒全集》系首次全面搜集、整理点校潘耒存世著作,在资料搜罗方面博采求全,文献校勘方面严考求精,展现了高度的资料丰富性与学术严谨性。
全书由前言、凡例、主体(十个部分)、附录等组成。前言以精炼的文字,叙述了潘耒的家世渊源与师承脉络,描绘了潘耒应荐博学鸿儒科的历程与游历天下、广交名士的图景,剖析了潘耒诗文艺术特色与文学思想精髓,解读了潘耒的史学观念主张与卓越成就,并对潘耒著作版本进行了细致梳理。
主体部分包括《遂初堂诗集》十六卷,《遂初堂文集》二十卷,《遂初堂别集》四卷,《遂初堂外集》不分卷,《遂初堂集外诗文稿》二卷,《救狂砭语》《救狂后语》各一卷,《类音》八卷,《金石文字记补遗》一卷,基本收齐了潘耒的存世著作。其中,《遂初堂外集》乃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进行点校,系首次整理刊布。整理者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且未收入潘耒著作的诗文汇辑成《稼堂诗文辑补》,使得潘耒的文学遗产得以更加完整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附录部分独具匠心。整理者将有关潘耒的文献资料精心编排,分为碑铭传记、提要跋语、投赠诗文、师友书札寿序四部分,有利于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多维的潘耒形象。
精选善本作为底本,是确保校勘质量的关键前提;在此基础上,选取他本进行对校、参校,则能够保证校勘工作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整理者在校勘《遂初堂诗集》《文集》《别集》的过程中,择取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增修本为底本,以清雍正间增修本为对校本,并将潘耒身前自刻《遂初堂集》二十七卷本与潘耒手稿《遂初堂稿》二卷本,以及清康熙三十年(1691)冬序刻《鸿爪集》等作为参校本,补其阙文,校其异文,标点校勘。凡所用参校本之文字与底本之文字存在差异者,以及潘耒手稿本《遂初堂稿》中有删削痕迹者,整理者均于校记中予以说明,力求为读者提供更为完整、准确、可靠的文本。
二
《潘耒全集》对潘耒学术遗产进行了全面、系统且深入的发掘和整理,对于推进对潘耒其人、其学与其时代的研究大有裨益。
潘耒交游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遂初堂外集》收录了潘耒与友人、同僚唱酬的大量诗文,若将《外集》与《诗集》《文集》《别集》对读,可以弥补潘耒交游研究的不足。又如潘耒与石濂的辩论交锋,虽有学者指出潘耒的指控具有部分合理性,然而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与对当时乃至后世佛学界产生的影响,仍有待于深入挖掘。《救狂砭语》《救狂后语》等,为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资源。
潘耒对于顾炎武学术的师承、弘扬甚至歧变,不仅是一扇洞见潘耒学术造诣的窗户,更是映射清初思想与学术激荡变迁的重要镜像。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研究,但多基于顾、潘的相关文章,以及顾、潘之间往来书信,较少引用并世学人之评价。《附录》部分,想必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以进一步揭示顾潘师徒的学术传承。
潘耒从“明史案”的受害者、抵触者转变为清廷的拥护者,其诗文反映了他的思想嬗变,足以管窥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清廷为稳固政权巧妙地编织起笼络知识阶层的复杂网络。
潘耒诗文的史料价值仍有待开掘。梁启超说,对史学家而言,“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治国学的两条大道》)。潘耒的诗文,作为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宝贵资料,足以“以诗证史”,可惜长期以来尚未得到应有重视。例如,潘耒在游历过程中所作的诗文,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产信息。他游历福建时,创作了《西禅寺啖荔枝作》等数首与闽中荔枝相关的诗篇,不仅描述了荔枝的鲜美可口,还详细记录了荔枝的生长环境和食用场景等。《游林虑山记》一文描绘了“村民多种胡桃、柿、栗,夹道垂阴,低枝拂帽,结实可手揽,饶有佳致”的美丽景象。而黄独的食用方法和独特口感,则在《天柱峰僧饷黄独》与《游天台山记》里有所体现。此外,《游雁荡山记》有“寺门岩上有飞来罗汉,云自漳州附海舶来,飞上山,化为石;漳僧就崖取之,夜复飞上,乃止峰顶”等记载,为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佛教文化和僧人群体交流等提供线索。总之,我们应该深入挖掘潘耒诗文在物产、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有效信息及其史料价值。
三
《潘耒全集》是迄今关于潘耒撰述搜罗最为广博、内容最为全面、考订极为严谨、精心整理点校的古籍整理著作。吴航老师之所以能推出这部古籍整理精品图书,不仅在于他具有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之学术背景,还在于他十多年深耕清初思想与学术这一领域。在此,我们殷切希望吴老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尽快推出《潘耒年谱长编》《潘耒评传》等,实现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
(作者介绍:李昕升,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吴忱恬,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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