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县？

    ■段伟

    要了解中国之基层治理，必须读懂县制。“县”是中国唯一自春秋时期诞生而一直沿用至今的政区通名，历经两千多年。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对地方的管理核心是郡县制（包括府县制），而郡县制的核心则是县级管理体制。中央集权体制能够正常运转，依赖于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学界热议的是否存在“皇权不下县”问题，归根结底就在于县级管理体制实在太重要，能够实现中央政府的管理意志。

    目前学界关于清代基层政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县的等级和行政区划、县级政权的职能以及县级官员的选任、职能和迁转等方面，从地理学视角观察县的演变机制还不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赵逸才博士的大著《空间视角下的县制：清代县级政区调整机制研究》系统地从地理空间角度考察清代县级政区调整问题，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突出展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团队的学术风采。华林甫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后，深耕清史地理，在清代的政区演变和地图编绘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该书出版之前，卢祥亮对清代的“道”、胡恒对清代县辖政区与厅制、华林甫等对历代省制演进以及高茂兵对“府”的沿革地理等研究，已取得扎实系统的研究成果。华林甫教授一直遵循业师邹逸麟先生的教诲，践行“集体项目既出成果也出人才”的培养方式。2004年开始，他作为邹先生承担《清史·典志·地理志》项目的主要助手，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努力培养学生；2012年他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获批立项，经过多年耕耘，2023年《清史地图集》面世；2024年，他又率领相关领域专家成功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时期中国区域地理研究（1644-1911）”。赵逸才博士是上述重大项目的重要成员，受到扎实的学术训练，成长非常迅速。

    华林甫教授本人的研究以资料丰富、数据扎实从而结论可靠而著称，他的朴实学风也深刻塑造了弟子们的学术风格。不论之前胡恒等人的著作还是该书，均广泛运用了一手档案史料，并运用数字统计方法来解释时空演变。该书在这一点上传承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地理研究团队的学术风格，而且在方法更新上与时俱进，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模型等技术，这是地理学的重要方法，但历史学者运用较少，更容易加深读者理解。

    二是基于长时段和多维度视角对县制时空演变进行系统分析。中国的县制即使从秦汉统一王朝算起，也逾两千余年，具体变化频繁。历史上的县级政区还包括道、侯国、军、城、监、散厅、散州、设治局等8种形式，目前也有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特区等7种形式。该书没有直接谈清代的县制，而是在第一章中对秦汉以来的县级政区作了大致分析，彰显出县制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该书指出，县的设置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基于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因素综合考虑的长久制度；县域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演进，已经成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具有基础性作用和稳定地位的社会场域。在这样长时段的视域下去考察政区演变，才有可能深挖断代政区沿革的机制。

    如何进行清代县级政区研究，该书提出了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是基础，指县级政区本身的地理要素，包括地理位置、等第、界线、幅员、治所、名称等；纵向维度则是将县级政区置于行政区划层级体系中，阐释其演变与高层政区、统县政区的关联。这两个维度，实际可以应用到历代政区研究中。该书坚决贯彻了长时段和多视角的研究方式，没有仅就清代县级政区问题谈县制，而是从历史发展脉络、从县制与其他层级政区关系中去讨论清代县的演变机理。

    三是从地理学层面深入解释了清代“何以为县”的发展机制。关于清代县制的话题，内容丰富，前人已经作出了许多探索，但并不全面。前辈学者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和魏光奇的《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等，都是关于行政制度层面的研究，解释了清代“何以为县”的问题。该书从地理学层面深入解释了清代县制的发展机制，是少有的主要从地理因素为视角来展开政区调整机制研究的专著。读者如果有兴趣将该书与前人重要著作对照阅读，更易理解清代政区演变的机制，明白“何以为县”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

    历代县级政府在赋税征收、民户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不曾改变，但不同时代其政务范围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政务管理机制都有一定变化。这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灵活性的一面。县为何作出调整，作者在相关章节中作出了精心分析：一是逐一梳理清代县级政区调整的程序、主要模式与侧重，分析县级政区调整的模式选择；二是选取典型案例，剖析不同调整模式对县级政区层级规范、边界厘定、幅员塑造、行政中心定位等方面的作用机理；三是综合ArcGIS统计和空间分析，归纳清代县级政区调整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四是分析县级政区设置与变动的触发条件，总结清代县级政区调整的理念、成效和经验。

    当然，任何论著总有未暇顾及之处，本书亦不例外。清代的政区设置复杂，不能完全以今天的政区设置方式去分析。清人陈介祺指出：“读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反映在如何理解政区设置上也是相通的，因此要多关注时人的表述。该书指出双附郭县“是指被上级政区治所所在的城池跨越的两个县的整个县域范围”，并画图示意，这一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多附郭县很有帮助。但也有例外。笔者曾关注到明代前中期凤阳府临淮县虽距府二十里，但也是附郭县之一，到清初虽无附郭县之名，却分担附郭县之责。另外，关于清代省的形成，学界多有争论，很多研究者并未理解清朝对省制的认识有一个变动的过程，该书为了分析方便，回避了分省的分析。如果能在叙述盛京将军、吉林将军辖有府厅州县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东三省的形成，会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县制在地方开发和治理中的重要性。不论如何，瑕不掩瑜，该书中有争议的地方极少，结论平实，可谓一部历史地理学佳作，是关注清代历史政治地理的读者有必要一读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