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通史》：对敦煌历史的首次贯通性书写

    ■沙武田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敦煌时指出要“加强敦煌学研究”，要“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实现这一愿景，离不开对敦煌历史的深入探索和研究。2023年，深耕十余年的《敦煌通史》问世，标志着在前人探索和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敦煌历史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敦煌学人“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和“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发展，因此而留下了像莫高窟这样带有浓厚世界文明交流色彩和独一无二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由郑炳林教授主编，魏迎春、李军任副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通史》，用七卷本330余万字的庞大体量，将两千余年的敦煌历史娓娓道来，从而全面、完整、系统地重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可谓区域史研究领域的一项壮举。同时，敦煌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典范文化之一，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与文明特征。

    一、敦煌历史的贯通性研究

    在敦煌学诞生、发展的百余年时光中，学界偏重于利用藏经洞所出文献研究敦煌的历史。由于敦煌文献的年代主要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故敦煌史的研究也往往集中在唐宋时期。百余年来敦煌学界对吐蕃、晚唐张氏归义军、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相较而言，关于两汉、魏晋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两汉时期和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认识最为模糊，这两个时段因超出了敦煌文献的年代范围，往往难以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敦煌通史》两汉卷、西夏元明清卷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学术的空白，使得敦煌历史的系统、整体研究得以全时段贯通。

    通过《敦煌通史》对敦煌历史的整体贯通性考察不难发现，敦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始终是多种文明汇聚融合之地。由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文化特征，中华文明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往往会借助敦煌这一对外窗口，积极吸收、融合各种文明因素，最终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充满活力、持续发展。

    二、出土资料的充分利用

    《敦煌通史》在探索敦煌历史发展轨迹时，极为重视对出土资料的利用。

    敦煌在西汉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版图，随后屯田戍边、移民实边、建城设郡等活动陆续展开，汉朝的一系列举措巩固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推动了敦煌地区的开发进程。郑炳林、司豪强所著《敦煌通史·两汉卷》作为研究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第一部系统性的专著，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还极为注重利用西北汉简与敦煌文献等出土资料推动两汉敦煌历史的研究。如书中利用马圈湾汉简对新莽时期经敦煌对西域用兵的细节进行了详细探讨，又借助居延新简对新莽末年至东汉初年敦煌及所属河西地区的归属变迁历程进行细致考察，梳理了隗嚣、更始帝、窦融相继在河西的统治详情。书中还注重将敦煌文献与敦煌简牍结合使用，这种多种出土文献的综合利用，极大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使我们对汉代敦煌历史的认知焕然一新。

    魏晋北朝时期敦煌大族的发展历程晦涩不明。杜海所著《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结合传世典籍与碑志、敦煌文献、敦煌简牍等出土资料，较好地还原了敦煌家族的发展历程。同时魏晋北朝敦煌经济方面的史料也较为有限，于是作者通过搜检吐鲁番文献中保存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料，借以管窥敦煌经济的大致情况。

    吴炯炯所著《敦煌通史·隋及唐前期卷》不仅大量使用敦煌文献，还搜集了敦煌及唐两京地区出土的相关碑刻墓志，为研究该时期敦煌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其中《武周〈阎泰墓志〉考证》，以西安出土《大周故尚方监丞阎府君（泰）墓志铭并序》为中心，结合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宫廷写经中与阎泰（字玄道）相关的题记，考证阎泰的世系、仕宦履历、家族沉浮等问题。该部分将敦煌文献、传世史籍与新出石刻史料结合，乃是一次拓展敦煌学研究广度的新尝试，可谓该书一大亮点。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至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向来是敦煌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也是敦煌文献发挥作用的主要阵地。陈继宏《敦煌通史·吐蕃卷》通过对敦煌文献、古藏文资料的运用，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吐蕃统治下敦煌的历史脉络以及政治经济面貌。李军所著《敦煌通史·晚唐归义军卷》通过将敦煌文献、石刻碑铭、传世谱牒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晚唐时期归义军及西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杜海所著《敦煌通史·五代宋初归义军卷》对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历史进行了微观、具体的研究，结合敦煌文献绘制出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历史的整体面貌。这三部专著对敦煌文献的系统运用及其对敦煌不同阶段历史的全新揭示，表明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敦煌文献在敦煌通史的研究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宝库，拥有旺盛生命力。

    西夏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资料非常缺略。由于元朝没有为西夏纂修正史，西夏历史仅以极少的篇幅附记在《宋史》《辽史》《金史》中，因而西夏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面貌长期不为人知。随着黑水城等地西夏文献的重见天日和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陈光文所著《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借助西夏学界的最新成果，结合敦煌地区西夏时期的洞窟壁画、题记等资料，对西夏在敦煌建立统治的历史过程、敦煌的行政体系与职官设置、族属构成与人口数量、经济构成、佛教信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清晰呈现。在撰写元明时期敦煌史研究时，又注重使用敦煌石窟游人题记、黑水城文书等资料，对敦煌历史脉络和社会面貌进行系统挖掘。通过对这些出土资料的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演进才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三、内容观点的推陈出新

    《敦煌通史》在内容观点方面不乏新的见解。

    汉代居卢仓，汉简写作“居卢訾仓”，过去学界往往从敦煌塞外至罗布泊之间寻找其具体位置。《敦煌通史·两汉卷》在系统分析史料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书指出居卢訾仓的位置并非是在土垠遗址或敦煌郡塞外至罗布泊以东地区，而应当在玉门关塞内，并很可能就是大方盘城遗址所在。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虽有待验证，但其考证过程无疑已经给居卢訾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对敦煌大族方面的推进性研究，令人眼前一亮。敦煌大族重视其家族历史、地方声望，强调其源自中原的历史根基，通过历代敦煌文士的努力，敦煌各个家族形成了系统的祖先历史书写，相关家族谱牒还在敦煌文献等史料中保存下来。敦煌大族展现出连绵不绝、累代仕宦的历史面貌。敦煌张氏家族、索氏家族、宋氏家族、氾氏家族、令狐氏家族、李氏家族、曹氏家族、翟氏家族等，在汉宋之间持续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社会力量。作者通过对魏晋北朝敦煌大族源流的探讨，给我们呈现出敦煌大族建设家族文化、维持家族实力、参与王朝政治的完整过程。

    《敦煌通史·隋及唐前期卷》的附录部分做了很多的整理性质的工作。如附录一《隋及唐前期敦煌郡守刺史考》，在岑仲勉《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以编年形式考订隋及唐前期敦煌地区郡守刺史。附录三《隋及唐前期（581-756）敦煌文献编年简编》将隋及唐前期已公布、发表或介绍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尽可能地予以搜罗，按年号进行排序，并列出收藏编号或收藏机构、写卷名称以及写卷年代。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在汲取前人成果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继续推进，为学界了解此时期敦煌郡守履职情况以及敦煌文献的基本情况提供了极大便利。

    《敦煌通史·晚唐归义军卷》是进入新世纪后归义军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敦煌归义军政权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敦煌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前中外学术界已经有一大批关于归义军政治史、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高水平论著。其中以藤枝晃、土肥义和、荣新江、郑炳林等先生的成果最具代表性，为归义军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敦煌学研究进入转型期，但归义军史的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界关注度较高的问题。《敦煌通史·晚唐归义军卷》在承继传统议题及方法的同时，从新范式出发再度探索归义军史。从长时段、多维度考察归义军辖区及其变迁，是作者从研究方法层面推动归义军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尝试。如第四章《归义军辖区变迁的多维度考察》所探讨的辖区问题既是归义军史研究的关键学术话题之一，又是作者尝试运用多重维度分析方法实现学术进步的生动案例。由于归义军和中央政府双方权力的博弈，归义军辖区存在自我宣称和中央法定两重形态。作者通过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观察不同形态辖区的盈缩变化，得出政局的稳定与否及其朝廷的态度是影响归义军辖区演变的关键因素，同时指出辖区变迁也可作为归义军时代划分的标准之一。

    《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将时间跨度近千年的西夏、元、明、清四个朝代纳入一部书进行整体考察。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起始年代，由于涉及曹氏归义军、沙州回鹘、西夏在敦煌地区的势力角逐和权力更替，因而学术界聚讼纷争，莫衷一是。《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则提出1036年党项（西夏）军队虽然击败沙州回鹘并占领敦煌、瓜州，但很快又被沙州回鹘逐出敦煌，1037年至1052年沙州回鹘与西夏当形成了短暂分治敦煌、瓜州的局面；1038年西夏建国后在瓜州设立西平监军司并实行稳固统治，但再度控制敦煌则在1052年以后。该书还对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演变、沙州监军司与瓜州监军司的行政体系和职官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诸如此类的新观点，在《敦煌通史》各卷中随处可见，可谓该书重要的学术贡献。

    总体而言，《敦煌通史》的撰写特点可以从贯通性、新材料、新观点三个方面进行总结。最终呈现的这部丛书全面反映了二千多年来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发展变化，清晰地展现了敦煌历史的整体面貌。

    《敦煌通史》出版后，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五周年重大成果”，引起敦煌学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注。《敦煌通史》的出版及其巨大的社会反响，再次彰显了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集体攻关的高标准组织管理水平和强大科研能力，也说明了“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性。该书也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尝试和有益实践，值得我们给予高度评价。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