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先生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949年7月，焦菊隐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参加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任研究部成员。1950年5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焦菊隐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他是理事。不久，受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焦菊隐接受了导演老舍新作《龙须沟》的任务。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龙须沟》演出结束后，他离开了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副院长。

    从1951年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1966年，前后十多年间，他指导或亲自排演了20多出中外古今话剧，为我国戏剧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他的全部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1905年，焦菊隐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杂院里。童年时期家境贫寒，生活艰苦，磨炼了焦菊隐的意志，他自尊、倔强，养成了严谨、认真、细致的作风，同时也形成了执拗而自信的性格。

    焦菊隐在天津读小学和中学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那时天津南开大学经常演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新剧，影响到焦菊隐的学校，他们也组织剧社，自编自演了一些新剧目，参加剧社的都有一个艺名，派给他的艺名是“菊影”。后来，他觉得这两个字俗气，就改为“菊隐”。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

    1924年，焦菊隐由天津汇文中学保送北京的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焦菊隐逐步走上了进步道路。他学的是政治系国际问题专业，但却迷恋文学，发表了不少散文诗，翻译了莫里哀、哥尔多尼等人的数十个剧本。1928年，即将毕业时，焦菊隐和几个同学组织演出了一次熊佛西的多幕剧《蟋蟀》。这出戏讽刺了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触怒了北洋军阀张作霖，他和熊佛西遭到通缉，东躲西藏，最后藏到一个外国教授家里。几个月后，这场风波才告平息。毕业后，焦菊隐任北平第二中学校长，兼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书。1930年，焦菊隐参与筹办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校长。当年学校培养出的德、和、金、玉四班学生，后来大都成为京剧舞台上的优秀演员。

    1935年，焦菊隐离开北平，赴法国巴黎大学读研究生。1938年1月，焦菊隐用法文写出了博士论文《今日中国之戏剧》，还有两篇论文《唐、宋、金的大曲》和《亨利·贝克戏剧中的社会问题》。这几篇论文内容丰富，论点明晰，得到教授们的高度评价，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

    1938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遭受空前苦难的时候，焦菊隐在巴黎大学的指导教授非常赞赏他的艺术才能，让他留下来，在巴黎大学任教，并准备介绍他每年到瑞士去讲学两次，他拒绝了。他对指导教授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之中，我要把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我亲爱的祖国。”他感谢并辞别了自己的老师，回到了抗战中的祖国大后方——桂林。

    此后十年，焦菊隐遭遇了失业、迫害、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看清楚了国民党的反动与腐败，接触了很多进步文化人和进步思想，他的政治态度变得鲜明了，在《新华日报》《大公报》和月刊《诗》上，发表了许多辛辣地揭露与谴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以及对被剥削、被奴役的人们寄予深切同情的诗。这一时期，他曾在广西大学任教，之后，又去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因不满导演无权分配角色，也不能对舞台美术提出自己的设想，他愤然辞职离开江安。1946年底，他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回到北平，不久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敌演剧二队合作，导演了柯灵和师陀根据高尔基同名剧本改编的《夜店》。《夜店》的演出获得了成功，他卓越的导演艺术才能开始引起人们的赞誉。

    这一时期，焦菊隐与田冲、夏淳、胡宗温、蓝天野、苏民、于是之等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展工作以及增进与合作伙伴在艺术见解上的了解与信任打下了一定基础。

    焦菊隐和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1948年冬，进入解放区石家庄。1949年7月，他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后，他熟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都看了一遍，第二次读完了《资本论》，并看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书籍。

    新中国成立初期，焦菊隐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不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下，接受了导演老舍新作《龙须沟》的任务。

    完成于1950年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剧作脱离了传统剧本的布局，格调简朴清新，语言洗练，人物生动。这部戏，对导演的要求很高，需要导演以新颖的艺术构思进行二度创作。为了排好这部戏，焦菊隐仔细研究了剧本，制订了一个详尽的导演计划。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只有三十几个话剧演员，且大都是舞台经验不多、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即或有经验的老演员，表演方法也极不统一。为此，在排演之前，焦菊隐组织演员根据剧本的要求，到北京南城的龙须沟体验生活。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焦菊隐还启发每个演员的创造性，根据自己饰演的角色，突出人物的个性特点，引导他们逐步进入规定情境，将角色演“活”。焦菊隐不仅强调演员的创造性，还特别重视艺术创造的整体性。对于布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以至剧务，都明确了高标准。对于现实生活中龙须沟的街头叫卖、小铁工厂的打铁声音、风雨雷电等细节，都仔细琢磨，努力还原，以给予观众强烈的感染。

    焦菊隐高超的导演艺术造就了一批话剧人才。当年的年轻演员叶子、郑榕、于是之等，几十年后都成为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他们都对焦菊隐导演怀有感激之情，说是当年《龙须沟》的排演，发掘出了他们的艺术才华，为他们后来在表演艺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1年2月，焦菊隐导演的《龙须沟》，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描写了北京一个小杂院四户人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以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对政府的热爱和拥护。

    《龙须沟》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戏中不仅塑造了程疯子（于是之饰）、丁四嫂（杨宝琮饰）、赵大爷（郑榕饰）、程娘子（韩冰饰）、王大妈（黎颖饰）等主要角色，而且创造了一批鲜明的群众角色。那些没什么台词的煤铺伙计、理发师傅、修自行车的、扛大个儿的、木匠、磨刀的……各有特色。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一招一式，观众就能识别出他们的职业和性格特征。经过焦菊隐导演的精细安排，这部戏犹如一幅动人的色彩浓郁的北京生活风俗画，展现给观众。

    《龙须沟》的演出成功，不仅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基础，同时，也给老舍的剧本增添了光彩与生命力。1951年，在《龙须沟》成功上演之后，老舍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成为一个独立建制的专业话剧院，仍沿用原有的名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曹禺任院长，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和艺术委员会主任。

    从1951年到1966年，焦菊隐指导或排演了二十几部中外话剧。主要有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虎符》《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夏衍的《考验》；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曹禺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等。

    同许多文化人一样，焦菊隐也喜欢收藏古董，在现存的焦菊隐1957年家庭收支流水日记中，有多项购置古董文玩的记录。

    红木绣墩（1957年5月31日），宋龙泉小圆洗子一个（1957年10月12日），雍正仿粉定尊一个（1957年10月12日），红木椅子一对（1957年10月13日），小砚台一方（1957年10月13日），宋影青刻花洗子一个，又一对清彩佛茶盅一个（1957年10月23日），宋龙泉洗子一个（1957年10月23日），端砚一方（1957年10月29日），歙石（金光）砚一方（1957年11月1日），千秋光墨一块（1957年11月1日），雍正仿钧樽一个（1957年11月5日），端砚一方（1957年11月5日），宋龙泉窑碗（大官）一个；宋影青寿花口碗一个；耀州窑小碗一个（1957年11月29日），宋邓窑小碟（油青）一个；宋瓷小碗一个；宋瓷盘子一个（1957年11月29日），砚台（明制、紫檀盒）一方；澄泥砚一方；长方砚台一方（1957年11月29日），长方歙砚一方（1957年11月29日），竹笔筒一个（1957年12月18日）

    其他年份的日记，没有见到，估计亦应有这方面的开支。从记录的语言看，关于古玩的术语很正确，由此看出，焦菊隐是个很懂行的玩家。从保存下的工资条和讲课费、稿费等资料看，那时候，焦先生的每月平均收入可观。

    焦菊隐朋友很多。据其保存的友朋通信录，老舍、曹靖华、曹禺、阿英、丘琴、洪深、欧阳予倩、钱昌照、孙维世、芳信、葛一虹等，都和他有过密切的交往。

    正当焦菊隐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探索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中断了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生涯。不久，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许多昔日的好友离世。

    焦菊隐始终相信党和组织，对于证明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从不隐瞒事实，更不会编造事实，诬陷他人。

    这一点，从1968年12月12日焦菊隐亲笔书写的一份《关于郑揆一》的证明材料中，即可印证。

    我这几天又在努力回忆，在我在“燕大”上学的同学中，有两个姓郑的。都是我的低班同学，在校时，我都不认识。但是，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到外国去过。为了尽量把问题查清，我先把这两个人的情况交代出来。

    一个姓郑的同学，在解放前曾任教会所办的慕贞女子中学的校长。他的名字，我已忘记。努力回忆，也未想起。我只和他见过一二面。没有来往。现在何处，也不知。但此人肯定没有到过外国。

    另一个姓郑的，名字我也记不清了，但肯定不叫郑揆一。也说不准他去过法国没有。只知他是经济系学生。1939年左右，我在桂林时，知他在伪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来，知他是林婧（原在人艺）的爱人。但我未见过，不知郑揆一是否即此人。

    我在法国时（1935—1938）没有认识郑揆一这个人。或者如果我见过，那也一定是偶然遇到，随即忘记了。故我再三回忆，也未想起。因当时，从1935年到1937年初，我常住比国，每月去法国见教授，见完即回比国。1937年，又忙论文，虽住法国，但大部分时间在乡下住。如能再给我一些不妨事的线索，我必再回忆，尽力将所知的一切交代出来。

    在这份证明材料的结尾，焦菊隐特别写了“如实”二字，足见他的负责精神和人品。在那段特殊时期，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出卖家人、朋友，而焦菊隐能够坚持自己的人格，是不容易的。

    1974年夏天，焦菊隐积郁成疾，确诊为癌症。1975年2月28日，这位杰出的戏剧家、优秀导演、中国话剧民族化的重要设计师，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