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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14年前，温儒敏先生在山东大学率部投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攻关，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它既要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具有实证性的规律来；还要在这一基础上，用人文学科的多重研究方法进行深度的研究，找出一条具有导向性，且适合中国当下“文学生活”的新路径来。无疑，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学术研究课题，它的历史前瞻性，从这十几年的文学生活的进程中显现得十分充分，并且还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演绎和发展，所以，重提这个“真命题”，对当前的“文学生活”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将这个议题延展到“语文教育”领域之中，更是一件令人期盼的大事。
按照温儒敏先生当年设计的理路，可以看出主持人构建这个学术大厦的良苦用心，以我的理解，就他所提出的五个向度“子课题”的内涵来看，“事实”“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精神结构”和“接受行为”，在逻辑层面上来说，它们涵盖了三层关系：在种属关系上来说，“文学生活”是种概念，而下设的五个属概念，不仅仅是平行关系，还暗含着历史的递进关系。
其一，“事实”应该就是大量的调查问卷结论和各种数据的汇总，这是研究的基础，是分析问题的信息源，既费时，又费工，但只有在面广量大的数据中，才能得到可靠的分析论据，这是必要且扎实的基础工作。
其二，“文学生产”作为当年一种工业化创作的模式，才刚刚兴起，它具有研究的先锋性和开拓性，如何从调查材料中提取具有典型性的结论，是需要敏锐的眼光和积极的哲学批判态度的，因为“文学生产”流水线上形成的一整套效能机制，是需要理论依据支持的，还涉及到价值观的准确定位和定性。
其三，“文学生产”线上出来的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过程是复杂的，一俟上市，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学传播”的效应问题。这个环节涉及面相当大，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出版方，还涉及到学者的课题与发声，即批评和评价体系，涉及到官方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参与，以及各种宣传活动的开展。因此，这是一项众声喧哗的传播新时代的文学现场，如何对这个巨大的场景做出准确的分析，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学理和学术判断、意见和建议，是一个具有后续性的关键命题。
其四，“精神结构”看似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母题，而以我个人的理解，它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因为这一“精神结构”，既是泛指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又是特指在“文学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既有可能是一个生产集群，又有可能就是一个创作者或一个接受者。对他们“精神结构”进行分类分层级的心理分析，是对“文学生活”样本的解剖比对，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寻觅疗救精神创伤的良方。
其五，“接受行为”是这一课题最重要，也是“文学生活”永远无法终结的一个命题。在生产、传播之后，如何接受，接受什么，这才是文学教化功能对人的生活影响机制的关键一环，我想，因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的确立，给出的答案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何确立“文学生活”的价值观，不仅仅只限于我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性阅读，而且，它也是文学人性教育的关键问题所在。
基于上述原因，我在14年前的开题报告中说了这样的话：“该课题着眼于基础性的工作，如顺利完成将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建构意义，将有效改变过去文学接受史和反馈史缺失的局面，成为构成文学史书写的有机部分；课题对消费文化作为文学生产驱动方式的调查，对文学市场样态和产业化时代文学传播流程的调查，不但会对文学批评和批评史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今后文学制度的完善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这样的结论，虽然不过时，但是它还有延展研究的巨大空间。
如今，北京大学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文学生活与语文教育”的研讨会，我觉得这是温儒敏先生对他重大课题的一个延伸研究。这十几年来，温儒敏先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语文基础教育之中，其中之甘苦，有目共睹，他私底下也与我交谈过几次，我深知其中之艰难困苦。
然而，窃以为，这个延展课题设计的全部意义，就是如何将“文学生活”落实在当下的“语文教育”之中，让中国的基础教育有所依托，具体而言，在他原先课题的第四和第五两项中大做文章，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不仅仅是指导当下中小学学生在校的“文学生活”，更涉及到他们将来的“文学生活”人生规划，在这一点上，文学是有用的，它的功能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无用之用——人、人性和人道的折射，在语言和文学的交相辉映下，所展现出来的美学特征，往往会浸入青少年学生的精神骨髓之中，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丰富营养。
所以，语文教育中的选文，方才是“接受行为”精神成长中最关键的一步，给他们什么营养，就是给他们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相信，温儒敏先生会在这个崎岖的道路上，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让中国的“语文教育”更上层楼。
2025年8月26日草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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