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桂林抗战文艺立传

    ■闫爱华 潘旖妍

    2025年8月，杨益群著《桂林！桂林！ ——中国文艺抗战》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凝聚了作者几十年心血的一部力作，对于研究桂林抗战文艺，乃至于整个抗战时期文艺生态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益群深耕抗战文化研究多年，先后出版《桂林抗战文学史》《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桂林抗战文艺词典》《桂林文化城概况》《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等十多部著作。如今耄耋之年的他又推出这部70余万字的巨著，无疑是对自己几十年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总结。

    熟悉桂林抗战文艺研究的同仁都知道，史料挖掘和整理是这一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最具难度的工作。其主要原因有几点。首先，桂林抗战文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非常庞杂。因为桂林抗战文化城不仅与抗战初期的上海、武汉、广州等较早沦陷的城市不相同，与重庆、昆明和延安等具有更大纵深的西部城市也不相同。桂林一直坚持到1944年才沦陷，使它既相对安全，又时时面临着危险。桂林因此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通往更后的大后方的中转站而存在的。在抗战期间不少文化人是从武汉、长沙或者从香港、广州先撤到桂林，然后再辗转进入云、贵、川等更为安全的大后方。因此桂林文化城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格局，来来往往的文化人为桂林带来了生机，也为我们梳理桂林文化城相关史料增加了困难。

    其次，相较于延安或重庆，桂林在政治生态上更为复杂。战时的桂林处于多方势力的博弈之下，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以及民主人士齐聚桂林，其中既有合作亦有斗争。而桂系的相对开明，也使得各种力量能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尽管皖南事变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桂林的抗战文化氛围仍相对较好。因此，在进行史料整理时，对于各种不同声音以及各方力量的博弈就需要更为细致的考察。

    再次，1944年桂林沦陷，使大量珍贵史料毁于战火，加上不少见证人的离世，使得很多问题无法真正深入。这为从事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然而，历史研究必须以扎实的史料作为最基本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桂林文化城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领域。魏华龄和杨益群等桂林文化城研究的开创者们，一开始就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数字技术尚未普及的20世纪80年代，杨益群亲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昆明等地的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还拜访当年在桂林活动过的文化名人，掌握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直至八十多岁，仍然在进行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如果不是出于热爱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是很难做到的。

    《桂林！ 桂林！ ——中国文艺抗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料扎实。作者不仅引用了当年的报纸、杂志、书籍，还呈现了出作者自己收藏的作品、图片、往来信件。书中配图多达近千幅，这种图文并茂的叙述方式能让读者直观而充分地感受历史的细节和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很多材料在国内也是首次公开。如作者对徐悲鸿遗留在桂林的七箱藏画下落的考证，以及对徐悲鸿九次到广西的详细梳理，尤其是作者所编制的徐悲鸿在广西活动年表，都是建立在详细的史料收集基础之上，非常具有说服力。

    又如张安治在桂林创作的重要作品《避难群》，学界以往认为此画可能已经毁于战火。杨益群转述了徐杰民曾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从火海中救出这张作品，并征得张安治的同意收藏这幅作品的过程。徐杰民将这幅作品转送给杨益群收藏，以鼓励杨益群继续开展桂林抗战美术研究。后来，杨益群将这幅画重新装裱，捐献给中国美术馆，使得这幅可以与蒋兆和《流民图》并驾齐驱的重要作品得以重见天日。

    在结构安排上，本书以人物为线索，分明耻教战、以刀为笔、艺术革命、铁肩左翼四个部分，塑造了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化人群像。其中，既有著名作家和诗人，如巴金、艾芜、端木蕻良等，也有著名文艺理论家，如黄药眠、林焕平等；既有戏剧家田汉，也有电影人蔡楚生；既有广西本土画家，如阳太阳、张在民、徐杰民等，也有不少从外地来桂的画家，如徐悲鸿、张安治、关山月、李桦、赖少其、蔡迪支、廖冰兄等。作者专门设论的文艺家就多达47人。

    可以看出，杨益群试图以所选文艺家的桂林经历为纲目，串联起桂林文化城的文艺抗战故事。以人物为线索，能较好地将个人在特殊历史条件的境遇和个人的选择表达出来，有助于展现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文艺先贤们的心理世界和奋斗历程，的确为勾勒桂林抗战文化城历史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毋宁说，作者是通过这47人的桂林文艺抗战经历，为桂林抗战文艺立传。

    书中很多章节还设有附录，其中多为介绍作者与研究对象的交往或者收集材料、展开研究的过程。这种处理方式，让读者能有更强的代入感。读者仿佛能与作者一道，共同去发现和揭露历史的真相。

    《桂林！ 桂林！ ——中国文艺抗战》除了在史料方面深耕之外，也试图建立更有说服力的研究视角。比如，本书的副标题为“中国文艺抗战”，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抗战文艺”的说法，这里就体现了观念上的转变。如果说“抗战文艺”指的是“抗战时期的文艺”的话，那么，“文艺抗战”显然是指“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抗战”。两者所强调的重心有所不同。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文艺是抗战的另一战场，桂林的文艺抗战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不单单是从文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而是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来认识抗战文艺的性质。联系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成立的专事宣传和美化战争的“笔部队”，这种视角就越发显得重要，中国文艺抗战就是要与日军的宣传战针锋相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调动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斗争形式，才能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志，以持久战的方式获得抗战的最终胜利。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文艺观的问题，也是战争观的问题。抗日战争不是单纯的武装斗争，而是包括宣传战、情报战、谋略战和心理战在内的总体战。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方向，中国文艺抗战也参与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战争中。这就需要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史方法和视野的观照。杨益群有关“中国文艺抗战”的提法已经包含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总之，《桂林！ 桂林！ ——中国文艺抗战》是一部集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佳作，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为我们理解抗战时期的文艺生态和民族精神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启示。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引起广大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和重视，为推动抗战文艺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闫爱华为广西艺术学院教授；潘旖妍为湖南美术出版社副编审，本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