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牙之塔到烽火大地

    ■黄丁如

    王公博士的新作《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为读者勾勒了抗战背景下，科学家从象牙之塔走向烽火大地的艰险历程，也呈现了“科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从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成为反侵略战争中的生存法则、成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的多重路径。本书涵盖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心理学、营养学等多个学科的战时处境。笔者作为战时文学文化的研究者，并未受过科学史训练，阅读此书也觉得兴味盎然，深有启发，重新认识到科学文化也是理解战时文化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阅读此书最直观的震撼是战时文化所表现出的惊人韧性。提起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化存续，读者也许很快会联想起西南联大的神话。本书介绍了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战时的反复迁徙。知识分子大规模内迁，遭遇陌生的风土环境，重新认识民间的丰富与贫瘠。诗人们“以带血的手”一一与之拥抱，而科学家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回应内迁带来的危机与生机。作者不仅着笔于他们的科研成就，也细致描绘了他们所面临的物质困境与应对之法，如化学家曾昭抡制肥皂、数学家苏步青种菜维生。这些片段使其对战时科研生态的刻画更为立体鲜活。科学家们不仅需要克服生活物资的极大限制、科研设备的匮乏，也需要抱持随时在破坏中重新建设的勇气和决心。清华航空研究所在南昌建设的大型风洞虽在完工前夕被敌军炸毁，却也为后来在昆明建造的风洞提供了参考。桥梁工程学家茅以升在战火中不得不亲手炸毁自己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却也完整保存了大桥修复所需要的全部资料，悲壮中又留存信念。

    不得不为的战时迁徙也为科学家提供了新的科研契机。动植物研究者、地质研究者们都因地制宜展开调查，对迁徙沿途生态地质资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重庆北碚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就对当地植物生态开展了深入考察。云南丰富的物种既为农业与生物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课题，也为军事和民用工业做出贡献。作者特别提到昆虫学家刘崇乐与航空研究所合作，以紫胶虫分泌的树脂替代进口胶片，用于飞机压模制造，展现出战时跨学科合作的蓬勃生机。

    战时的特殊语境为本书提供了精英与民间的多重视野。科学家们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因应时局所产生的紧迫需要之间寻求平衡，也因战时的紧急状态，而与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互动。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节是为了应对日本毒气战，中国学界、军界、实业界与普通民众的多重动员。从二十世纪早期学界对毒气防护的重视，到战时清华大学师生研制适应中国气候条件和国人需求的防毒面罩，再到上海天厨味精厂等社会团体的支持，从前线的防毒支援到后方的防毒宣传，彰显了危急时刻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时科学研究所联动的复杂社会网络。

    除了抗战大后方的科研机构，作者也深入考察了中央苏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科技事业和科学大众化实践，以及边区工业体系的建设。这些根植于民间的日常科技实践也补充了以学院精英为主体的科学史叙事。陕甘宁边区的造纸厂技术人员利用马兰草实验造纸，晋察冀根据地则研发麦秸造纸技术，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对印刷技术展开了优化。战时的物资限制刺激了对本土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战时民间技术实践也为广义上的文化生产和政治宣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除了抗战语境为科学研究制造的阻碍与机遇、以及精英与民间视野的互动与交融，作者对于战时营养学的研究着力甚深。营养学因应持久抗战的基本生存需求，又涉及生物化学、医学、农学等多学科交叉，因而带来各领域学者与各社会组织的交流契机，同时也需要前线与后方的通力合作。此外，抗战爆发前，中国并没有独立的营养学研究，这一学科恰恰是在战时的危机状态下发展、建立，因而是研究抗战科学史的重要切入点。营养学家沈同结合昆明当地的余甘子和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结晶维生素所作的研究，既帮助解决士兵与民众缺乏维生素C的问题，也产生了国际影响。这其中人员与物资的跨国流动与本土发展，以及在多重限制中的创造，正彰显了战时科学史的特殊魅力。

    《奋起》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展示了进一步深入跨学科研究的可能。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笔者不时联想起穆盛博（MicahS.Muscolino）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Henan Province,the Yellow River,and Beyond,1938-1950）以及洪长泰《以血为墨：抗日战争与通俗文化，1937-1945》对战时环境史与大众文化的考察。二者与《奋起》所描绘的历史多有辉映与对话之处。战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既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特殊土壤，也成为理解知识生产机制的重要框架。期待读到更多如《奋起》这样兼顾个体命运、组织架构与环境流变的战时文化研究。

    （作者为明尼苏达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