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褶皱中的当代精神图谱

    ■李向丽

    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自出版以来，便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细腻的文学笔触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成为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品。该小说以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为核心事件，用文学之笔穿透历史的迷雾，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复杂肌理。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红军东征研究的叙事空白，更在于其以“历史镜像”的隐喻，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从政治博弈的智慧到民族精神的觉醒，从集体记忆的建构到个体价值的重审，历史的褶皱中蕴藏着超越时空的生存密码。

    传统的历史小说往往聚焦于战场上的硝烟与英雄壮举，而《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则开创性地将“政治线”置于叙事核心。李骏虎通过两条脉络展开叙述：一是红军东征山西的军事行动，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谈判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布局。这种双线并行的结构，不仅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更揭示了战争背后的政治智慧。小说对中共“逼蒋抗日”战略的刻画，尤其展现了政治智慧的当代启示。毛泽东等人通过军事压力与政治谈判的双重路径，将国民党地方势力转化为抗日盟友，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仍具现实意义。书中阎锡山从“防共”到“联共”的转变，揭示了利益共识与价值认同的辩证关系。更深层的启示在于，小说打破了“历史必然性”的单一叙事。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北上抗日”与“巩固陕北”的激烈争论，这种对决策复杂性的还原，对现代社会仍具有借鉴警示意义，即任何重大抉择都需在多元利益与多重风险中审慎权衡，既要有“共赴国难”的魄力，也要有“未雨绸缪”的智慧。同时，这种对历史细节的严谨考据，使小说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学感染力。

    小说中晋南百姓从“看热闹”到“迎红军”的态度转变，折射出民族意识觉醒的深层逻辑。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民众最初仅有“家的意识”，通过红军“赤化宣传”，才逐渐形成“国的认同”。这对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镜鉴意义，即民族精神的培育不能依靠空洞说教，而需植根于利益关切与文化共鸣。小说通过山西民众从“家的意识”到“国的意识”的转变，揭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层逻辑。这种精神觉醒的叙事，对当代青年理解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山西籍作家，李骏虎将三晋大地的风土人情融入历史的叙事中，使小说成为一部“山西革命文化的百科全书”。作品中“山西风物”的书写具有隐喻色彩。从晋西的砖窑洞到晋中的深宅大院，地理景观的变迁暗喻着社会结构的差异。红军战士对山西富庶的惊叹（如聂荣臻回忆中“人间天堂”的感慨），既是对经济基础的客观描述，也为后续筹款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同时，红军在筹款过程中对“土豪”判定的困惑，揭示了阶级叙事与地域现实的冲突。这提醒我们：任何宏大叙事都需尊重地方性知识，必须建立在对地域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之上。

    李骏虎的创作实践本身即是对历史书写的启示。他耗费三年时间研读毛泽东百封电报，实地考察战场遗址，将历史考证与文学想象熔铸一体。这种“田野调查式写作”，回应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唯有回归历史本真，才能重建集体记忆的神圣性。此外小说对普通士兵与民众的聚焦，更重构了历史书写的主体性。书中既有聂荣臻对晋中富庶的惊叹，也有战士面对穿衣镜时的犹疑；既刻画出毛泽东深夜研究布防图的焦虑，也记录了无名百姓为红军送粮的细节。这种“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并置，打破了英雄史观的窠臼。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小说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书中“共赴国难”的呼号，与老兵李金水“就着雪吃馍”的回忆形成强烈互文，警示后人：和平发展绝非历史的馈赠，而是血火淬炼的成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史诗般的叙事规模，更在于它通过人性化书写与政治叙事，让历史从教科书走入读者的情感世界，它用文学的力量激活了历史的当代性。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毛泽东为战士缺衣少食而愧疚、阎锡山在利益权衡中艰难转身时，触摸到的是超越时代的人性温度。当红军东征的政治智慧与山西民众的精神觉醒交织时，感受到的是民族复兴的内在逻辑。这部作品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预言，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在于遗忘伤痛，而在于将历史转化为面向未来的精神资源。正如小说扉页所书：“亡国图景”与“共赴国难”的并置，恰是中华民族从危亡走向新生的永恒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