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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多年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各完成30本共约300万字之后，杨红樱终于决定为自己写一本书。
新书名为《成都往事》，以“我”的视角观察描述20世纪60至90年代的成都故事，从当地人熟悉的地标性建筑羊市街、被银杏树包围的天主教堂、雄起呼声震天的体育馆，到世界闻名的熊猫、培养了众多科幻作家的《科幻世界》……近期在成都市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举行的“杨红樱邀你摆成都龙门阵——《成都往事》新书首发式暨读者见面会”上，有位读者举起一本贴示出上百个成都元素的《成都往事》表达对作家的敬意。书中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无一不体现了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精神气质。
“这里的人风情万种。这里的故事荡气回肠。这片迷人的土地哟。这个正在发生巨变，已经起飞的成都！”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梁小猫的这番话，也是杨红樱的切身感受。只有离开了，她才晓得自己有多爱安逸巴适的成都。老成都人熟悉《成都往事》中的每一个场景，它们承载了所有令人怀念的旧日时光和浓得化不开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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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25年第6期《人民文学》刊发了您的中篇小说《那时候的青梅竹马》，此前的2024年第10期还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小满》。读了《成都往事》，发现小满正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两篇作品和《成都往事》有何关联？
杨红樱：我小时候觉得生活的环境很神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公馆？羊市街为什么格外宽？ 原来街两边有很多公馆，汽车要开得进来。我一直觉得每个公馆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我笔下的九思巷更是长满故事的巷子。后来我离开成都见识了别的城市，再回过头来看，对成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我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开始系统地阅读老成都的史料，还找到年纪大的邻居一个个问过去，对公馆的来历做了很多笔记。大概有十年时间，我一直在写人物素描，把我小时候周围熟悉的男女老少都写下来。《小满》《那时候的青梅竹马》就是人物素描的成果。当我觉得这群鲜活生动的成都人足以承担起成都的气质和性格的时候，一落笔便是《成都往事》。
中华读书报：《成都往事》把儿童文学创作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杨红樱。有评论说您转型成人文学了。
杨红樱：我觉得就是水到渠成。我的书是一直是跟着时代走的。写儿童文学，我始终不会离开儿童生存的现状。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书里找到自己的成长的影子。原来我的心愿是写一个能住进孩子心中的孩子，我做到了。为中国的孩子写了40年，他们读着我的书长大成人，我就像妈妈把孩子抚养成人了，现在要为自己写一本书。尤其我离开成都十几年，对成都的热爱达到了浓烈的情绪状态。在为孩子们创作的这几十年间，我一直有一个执念：最终我要写一部关于成都的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
杨红樱：可以说，《成都往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小说从“我”出生开始写，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叙述。小说的社会背景基本和我的生命历程同步。我也出生在一个雷雨夜，也是七个月的早产儿，而我母亲也和小说中梁姆姆一样，和我父亲是重组家庭。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时，带来一个身体病弱的小男孩。我母亲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在这个小哥哥身上，我刚满月就被送进了幼儿园的婴儿室。而我妈带来的哥哥，我父亲也是给了他深厚的父爱。
记得哥哥16岁去云南当知青，火车站戒严不能进。我父亲曾经是业余少年军乐队的指挥，想方设法带了一个少年军乐队进入火车站欢送知青，这样我们兄妹几个就可以进火车站送别哥哥了。哥哥去云南后，我和他通信，一直到他考上大学，后来又去北京读研究生。那时我才八岁。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度过了童年。好的童年治愈一生。我能成为今天的杨红樱，是因为有那样温暖的童年，那种爱一直滋养我到现在，让我的人生底气十足。
中华读书报：终于为自己写下《成都往事》，创作心态和过去有何不同？
杨红樱：《成都往事》的读者是心智成熟的成年读者。因为读者的年龄特征不同，创作心态也就不同。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者，要让他们对阅读产生兴趣，还要无障碍地阅读下去，还要通过鲜明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深入浅出地传达正能量的三观，这是儿童文学必须具备的教化功能，专业性极强，也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表达，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力和专业素养，还要求手艺好，会讲故事，不能说教，就像厨艺高超的厨师，可以把有营养的粗粮做成精美可口的点心。儿童文学的核心是儿童，国外的童书编辑很多都是学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无论是为儿童写书或编书，必须对儿童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讨论作品的第一要素是“儿童”，关注点是儿童读了你的作品有什么反馈。《成都往事》的创作状态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那么，《成都往事》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是解开镣铐尽情的舞蹈。有评论说杨红樱的儿童文学已经写到了一定的高度，再写成人文学无法超越。我不想那么多，写完了交给读者和时间。我这是典型的成都人的脾气，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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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小说塑造了梁姆姆、小满、小双、斯小姐等美好鲜活的女性群像。为什么要突出小满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美人形象？
杨红樱：小满的原型是我小时候喜欢过的漂亮姐姐。她是典型的成都美人，在家里排行老九，都叫她九九。九九从小学唱四川清音，满师可以上舞台了，嗓子却倒了，转行到我家附近的中药铺当了配药师，引来了许多爱美人士的围观。我每天上学放学路过中药铺，看九九总是看不够。我小时候成绩平平，只有作文写得好，语文老师说我将来可以当作家。我那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了作家，一定要写中药铺的九九。我庆幸我在当了作家40年以后才来写这个成都美人，这时候的我已经有足够的笔力将小满写得不仅“生得漂亮，活得更漂亮”。
小满是成都女人的代表，天生丽质，却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小满的初恋是甄画家，那时还是成都郊区的插队知青，小满每月省下工资的一半给他买油画颜料、画布，炒榨菜肉丝，每周坐长途汽车去看望他，给他做饭洗衣服，用画家的话说，小满就是他“黑暗中的一道光”。但他考上大学以后，小满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隔阂，真心祝福他“走得越远越好”。她把画家为她画的肖像《小满》默默收藏好，也把初恋默默地藏在心底，不纠缠不抱怨不折磨自己。第二段恋情是和摄影师宋小江。可是她发现在宋小江心里相机比自己还重要时，果断放弃了。关于这个细节，我问过一位拍摄大熊猫的著名摄影家：如果你身上带着相机，骑摩托车带着美人，突然摔了一跤，你是先顾相机还是先顾美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先顾相机。我笑道：完了，一眼万年的美人不要你了。
我对成都女人的评价一直很高，表面上温婉，但是柔中带刚，内心的强大与生俱来。小满的第一任男友和第二任男友后来都成了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用她的话说“爱就爱了，散就散了”，她要嫁的人一定是全心全意爱自己的，哪怕这个人一无所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都爱情，一辆街头最常见的家庭交通工具粑耳朵车，就是成都爱情的见证。
中华读书报：《成都往事》的八号公馆里，还有一位与小满完全不同类型的成都美人斯小姐。这个人物读起来令人动容，也有人物原型吗？
杨红樱：斯小姐的原型姓刘，出生在我家附近的一座大公馆里，眉心长着一颗美人痣，人称刘美人，头上却顶着出生不好的原罪，处处受欺负受排挤，气质仍然高贵优雅，走路昂首挺胸。刘美人是我的幼儿园老师。她很喜欢我，经常把我带回她住的公馆，教我弹脚踏风琴。我记忆中那时她已经三十几岁了，但是还单身一人。我笔下的斯小姐有情感洁癖，“她不找她要等”，结果等来的白马王子是一个爱情骗子，让斯小姐为灯蛾扑火的爱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写斯小姐时，我是含泪来写她的。赵明达的爱情骗局对斯小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她最后死于绝症。有情感洁癖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是这种凄美绝望的结局。但在斯小姐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用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人生哲学，美丽地完结了她短暂的一生。我把这位纯爱战士写得很悲壮、唯美，像是一朵绝美的花，绝美地绽放，绝美地凋谢。我们那个年代，非常多的人是爱情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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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很干净，很动人，很高级。您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作家？
杨红樱：我是很理想主义。岁月催人老，但性格一直没有变。比如写儿童文学，我坚持为孩子写作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三观要正，要有正能量——不是说教，正能量的三观是流淌到故事里的。写《成都往事》，我的爱情观也是流淌在各种爱情的描写中，比如小满的三次恋爱。三个男人丰富了小满的人生，人性的美好伴随小满一生。斯小姐灯蛾扑火的爱情，舅舅和“红色恋人”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爱情，梁小猫父母长期靠两地书传情的爱情，小双和王宝器冲破世俗的爱情，大双和米麒麟各有所图没有爱情的婚姻，还有梁小猫和小哥、蒋义之间不知是友情还是爱情的青梅竹马……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艺术家是很重要的群体，比如提到唱摇滚的小酒馆，白夜酒吧和文艺女神。您写出了成都真正的精神气质。
杨红樱：成都本来就是很文艺的。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小时候，我出门总是拿把小椅子，看见那棵树下围坐着一圈人，不是在朗诵诗歌，就是在朗读长篇小说。大家都知道泰戈尔的诗，但我小时候还听邻居哥哥朗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沉船》。他因为工伤截掉了一条腿，读过许多文学名著，经常坐在那儿讲故事，永远给我留最前面的位置。讲完他会问我：妹妹听懂了吗？ 我说：听懂了。他说：明天再来啊！他有一个表弟会拉手风琴，常拉一些悲伤的曲子，我听着听着会流下眼泪。那时候，我家、邻居家都听黑胶唱片。喜欢唱歌、跳舞、画画和摄影的人很多，最时髦的人际交往便是谈论文学。成都是滋养艺术家的地方，大家潜心搞艺术，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去竞争，去攀比。真正的成都人是不争不抢的，柔韧松弛，但是实力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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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方言、饮食、作家、文艺青年、地标性的建筑、从成都到西藏的318国道、著名的华西医科大、还有《李劼人全集》《科幻世界》……小说里充满了成都元素。您写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吗？ 有些真实的内容不担心大家会对号入座吗？
杨红樱：小说里确实涉及了许多成都元素。我对成都的知识储备足够丰富，自然而然会融入到人物生活里。比如写小满的丈夫白日梦。改革开放后，群众艺术馆也不养闲人了，他不能再做写长篇小说的白日梦了。他随大流下海经商开火锅店，开麻辣串串店，失败后终于面对现实，正视自己，听小满的话去了最适合他的《龙门阵》杂志当编辑，发表了研究成都民间艺人李伯清独创的散打艺术的文章，出版编辑了成都作家李劼人的全集。小满的妹妹谷雨是聋哑人，而白日梦的姑婆是蜀绣老艺人，谷雨拜姑婆为师，最终成为蜀绣大师，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谷雨绣品。我还也写到了中国科幻是从成都走向世界的：小满的儿子浪娃儿是个科幻迷，第一篇科幻习作就发表在《科幻世界》上，还在成都召开的世界科幻大会上获得大奖。
中华读书报：刚才提到成都元素，虽然丰富，但并非泛滥，比如小说里的方言处理得还是很有分寸。
杨红樱：现在的成都，融进了许多新成都人，说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我已经做了认真的筛选，应该是有节制的。像舅舅这样有身份的高干，赞美小满给他做的红糖粉子醪糟蛋，说了一句非常接地气的话，也就是“这个味道巴适得板”，实际上已经是对小满最高的赞赏了。当年住在少城内的成都人大多是北方人的后裔，成都话还是属于北方官话。成都话形象生动有韵味，外地人都听得懂，还特别富有文学性。
中华读书报：您在《成都往事》扉页提到“献给生我养我的成都”。生于斯长于斯，写成都应该得心应手吧？但我发现您写《成都往事》还是做足了功课。比如写到足球，我知道您并不懂足球，为什么能把成都的球场和球迷写得那么精彩？
杨红樱：成都的球市和球迷在全国也说得上是顶级的，充分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凝聚力。写《成都往事》，不能不写那场激情燃烧的“成都保卫战”。六万多名球迷在成都体育中心“雄起”声惊天动地，留下了许多非常经典的画面。我哥哥我弟弟都是超级球迷，那场球赛他们都去了，邻居家的男人男孩子也去了。我虽然不懂足球，但在写《成都往事》时，为了找到现场感，特地从北京回到成都，去凤凰山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比赛。球还是看不懂，但惊心动魄的场面我是感受到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看见球场有许多美女，都是非常专业的球迷。当时我的创作正陷入瓶颈，不知怎么处理梁小猫和小哥、蒋义的三角关系，美女球迷帮我解决了难题：因为足球，爱足球的美女和爱足球的小哥相爱了，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不懂足球的梁小猫也就释然了。
中华读书报：《成都往事》是成都的城市传记，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还有对城市化进程中人性和乡愁的反思和探讨。
杨红樱：我写《成都往事》，是想让老成都的魂灵在故事里活过来，透过成都的形看到她的骨，透过成都的骨看到她的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都给了我成都人的脾性，顺其自然不强求，坦坦荡荡，我行我素。如果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肯定写不出有情有义有快乐能力的成都男孩马小跳，也写不出有思想有智慧有成都精神的笑猫。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AI（人工智能）写作？新媒体对您的生活有何影响？
杨红樱：我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AI和我没有太大关系。有粉丝给我看网上有人用AI续写马小跳，续写《笑猫日记》，我一看就没有我的味道，说明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写的东西和机器写的东西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不会像有的作家那么焦虑。我不担心有一天AI会替代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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