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为什么是独特的

    ■郭小聪

    在五四时期新月诗派中，有三位诗人以诗成名，有两位诗人影响深远，但只有一位诗人独享殊荣。

    闻一多的声誉是独特的。

    论艺术才华，闻一多与徐志摩并驾齐驱；论个性纯真，徐志摩最不该有敌人。但即使徐志摩1930年代被左翼文化阵营斥为敌对阶级的“小丑”，闻一多也很少受非议，尽管他倡导了新月派的“三美”艺术主张。

    显然，仅仅用光荣殉难者的眼光来看待闻一多是不够的。奇怪的是：无论闻一多对新月诗派影响有多大，他都无法仅仅放在这一诗派框架内来解说。当诗人在世时，人们用罕有的敬意朦胧肯定了这一点；当他1946年遇难后，时人才恍然大悟，熊佛西说：“与其说你是新月派的诗人，毋宁说你是爱国派的诗人。”可以断言，闻一多不朽声誉的确立，在死后更在生前，《红烛》序诗20年后甚至可以当作诗人自悼诗来读。

    作为布尔乔亚式知识分子，闻一多在生活中的一帆风顺，在其代表作中却了无痕迹。人们从诗中看到的是一颗在痛苦中呐喊的灵魂，一种近乎屈原《离骚》的悲昂风格。闻一多最大限度地超越了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和情趣，几乎把“祖国”作为他唯一的抒情对象和表现主题。这样的情感或许是非个性化的，但在民族存亡荣辱压倒一切的时代，自有其庄严性，无比地打动人心，连左翼诗人也心悦诚服。倒是新月派同仁朱湘颇有微辞，说闻君的爱国诗有“浮夸的紧张”。

    从新诗史角度讲，闻一多本质上更近于郭沫若。早在《女神》问世之初，闻一多就指出郭沫若是“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唱出时代心声。1943年他在给臧克家信中曾抱怨，“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他们的创作气质确实是相通的，这就是：诗人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意识有多强烈，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就有多崇高，区别只在于时间先后。郭沫若是站在历史横断面上，对五四高潮期给予了火山爆发式的回应。而闻一多则长期处于五四落潮后“火山的缄默”中，特别是留学美国三年，民族自尊被更深的绝望所压抑，时刻盼望着：“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从诗集《红烛》看，正是特殊环境和心境造就了诗人闻一多。自1922年他踏上美国海岸，便几乎被“弱国子民”的精神苦闷压倒了。他不喜欢这“苍鹰底领土”，诅咒它“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他感觉自己像“失群的孤客”“可怜的孤魂”，刺激起“我是中国人”的强烈意识，也更加怀爱古老的东方文明。无论是浪漫不羁的《太阳吟》，还是静美优雅的《忆菊》，诗人都把祖国作为自己生死不渝的精神恋人。

    在国外，爱国本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但时代重压、异族歧视和精神孤寂，混合成一杯自尊与自卑的苦酒。连朱湘留学美国后也染上同样的敏感。有一次课上读法文作品说中国人像猴子，同学们哄堂大笑，朱湘愤而退出课堂。闻一多后来坦承：当年在异国他乡，“民族精神生活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红烛》将祖国理想化，“说坏了，这是‘鱼处于陆，相濡以湿、相嘘以沫’的自慰的方法。说好了，人就全靠这点不肯绝望的刚强性，才能够活下去，活着奋斗下去”。只有理解了《红烛》的复杂诗绪，你才能对诗人1925年回国后第二本诗集《死水》的风格骤变感同身受。

    在《死水》中，祖国仍是闻一多款通心曲的对象，但当他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大洋彼岸的朝思暮想便从云端坠入谷底。而从一般艺术表现来说，越是决绝愤激之情，越容易脱口而出。蔡文姬《悲愤诗》以“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开门见山，起势声讨，却震撼千古。同样，闻一多后期代表作《发现》开篇即是失声嘶吼，泣血诘问：“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诗人起而惊骇，继而悲愤，最后伤心欲绝：“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喊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全诗仅12句，却穿越时代，感人至今。《红烛》中憧憬“如花的祖国”的浪漫情调突然不见了，代之以《死水》的彻骨心寒；“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此后诗人便罢笔了，真正的绝望正是无言的悲哀。

    闻一多的贡献是独特的。朱自清先生早在抗战开始前就洞察到他格外强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是，闻一多的创作道路是难以追寻的。每当社会历史转折关头，郭沫若《女神》式的作品总会应运而生，振臂高呼。但没有哪位诗人能像闻一多一样，从国外到国内，在纵的时间轴上，真实纪录了现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坚忍，把一个古老民族与命运搏斗的不屈精神投射在时代背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