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枇杷树下》的成长故事和生命哲学

    ■张国龙

    《枇杷树下》显然是一本有“魔力”的书，尽管它与魔法完全无关，但它比魔法更神奇，堪比魔法中的魔法。

    它是什么？ 小说？ 散文？ 抑或纪实文学？ 好像是，好像又不全是，或者说，是这些文体的集合。这文体杂拌儿，如同迷宫，若不深入其间，必然会错过种种神奇。当然，那绝非天马行空，而是根植于现实，活色生香，摸得着，看得见，闻得到。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尘埃，俗世里一地鸡毛般的儿女情怀，流淌在诗歌一样的语词间。当然，还有顶真格的诗句贯穿于章与章之间，与正文相互映照。这种别致的副文本，漫溢出别样的意味。安安妈妈一次次勒令自己抑制住望女成凤的焦躁，强迫自己一次次深呼吸，被迫将怒吼转化为循循善诱；面对失智老人变换不定的情绪和不可理喻的行为，面对家里家外乱麻一样的事务……除了把自己变成飞速旋转的陀螺，还以处变不惊的气魄，从容、优雅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管生活间或污渍斑斑，惨不忍睹，绝不肯轻易臣服，绝不无谓怨天尤人。洞察了生存的本相，作者以温情轻巧地将乱糟糟的生活转化成艺术人生。那些亦在大多数家庭轮回上演的鸡零狗碎，比散文和纪实文学还要真实，甚至真实得让读者不由自主对号入座，甚至一反常态，漠视文学作品“高于生活”的铁律。每每读到精彩处，不得不停下来，找到作者的微信，纵情表达作为读者最纯质的感受。距离感瞬间就奇迹般消失了，满满的亲近感，所谓共鸣，如斯。

    这文体杂拌儿，并非拼盘。它有小说高高大大的骨架，而且，不止于高大，还相当精巧。作者显然迷恋形式，甚至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不屑于采用单线叙事，那似乎太小儿科了。形式之于内容的加持意义，无需赘言。因此，这《枇杷树下》的神奇，还体现在殊为独特的立体结构框架。一只名叫花花的流浪狗的故事，一个名叫安安的女孩的成长故事，一个家族的变迁故事，经由流浪狗花花和小女孩安安的两种讲述，双线并进而又相互交织。狗的故事，人的故事，家族的故事，人和狗的故事……缠缠绕绕，狗情未了，人情未了，人狗情未了。单就结构而言，仅就叙事视角而论，《枇杷树下》颇为复杂，自然更具艺术张力，便有了更多的解读可能性。当然，繁复的结构和叙事视角，并非炫技，亦非蓄意增加阅读难度，而是更为真实地反映生活：谁都存身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谁的生活皆纵横交织，谁都是当事人和旁观者。唯因如此，我们才有了复杂、幽微、隐秘的情感连接、牵绊和记念。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堪比一口神奇的深井，《枇杷树下》就从这口神奇的井里舀出了可以治愈各种焦虑的“神水”。诸如如何化育孩子的少不更事，如何善待风烛残年的老人，如何用温柔融化生活的残酷……

    复杂的结构和叙事视角也好，多种文体的实验也罢，都不过是形式，形式终归是外在的。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显然在于蕴藉的精神气质。那么，《枇杷树下》的价值旨归何在？

    宠物狗花花一出生就遭逢抛弃，侥幸被一对情侣收养，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而后，情侣分道扬镳，它再次被抛弃，沦为流浪狗。所幸得到了一个叫安安的小女孩的庇护，最终走进了安安的家。被弃—收养—被弃—收养，花花的“狗生”可谓颠沛流离，饱尝人（狗）情冷暖、世态炎凉。从娇宠到被弃，它的心里长了一根刺。那是难以愈合的伤口，也是它自我保护的屏障。女孩安安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成长于书香门第。她的成长环境相当优渥，似乎不大可能成为具有励志典范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与生俱来的善意和爱心，以及良好的家教，让她对他人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同理心。她和妈妈救助花花，她由衷感知到“狗生”之艰；目睹爸爸妈妈对失智奶奶的精心呵护，她感受到了亲情的无价。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成长故事，丰沛的生活细节中时不时点染着生命的哲思，折射出熠熠辉光。于是乎，成长便具有了生命哲学的高度和厚度。比如，只需一个暖暖的拥抱，就能把难过挤扁、赶跑；当一个人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这个人就容易成为贴心知己；如果不能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礼物，就不要走进别人的人生；每个家庭就像一棵树，从树根、树干、树枝到叶子、花朵、果实都连成一片，时时刻刻都在新陈代谢……

    长大成人，就是化蛹成蝶。安安的成长蜕变，源自于浓郁的生命意识，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这就是成长必备的神奇魔法，可以破解成长路上种种刁钻古怪的难题。

    《枇杷树下》抒情性馥郁，语言优美、流丽，浓烈的烟火味与馥郁的诗性如影随形。甜而不腻，雅而不空，柔美中蕴藉着柔韧的穿透力。孩子读，可以获得成长的智慧；成年人读，可以获取教子的良方。它是跌宕起伏的小说，更是真诚的原生态家庭生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