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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一
三十多年前，我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时注意到文学所图书馆收藏的《陶渊明集》非常丰富，有多种版本是郭绍虞先生《陶集考辨》未曾论及的（参见《中古文学文献学》中编第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1页）。此后，我一直想有机会就陶集版本问题做点系统研究。
在我看来，陶渊明是一个独特现象。南朝萧齐时期，有人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见钟嵘《诗品》卷中“陶渊明”条），可历史上那些真隐士并不一定欣赏陶渊明，相反，倒是那些壮怀激烈的仁人志士都成了陶渊明的异代知己。苏东坡在其失意烦闷之时，将陶渊明《饮酒》诗用原韵全部和作一遍。辛弃疾在经历人事沧桑的变故后，发出“老来曾识渊明”的感慨。历代读者喜欢陶渊明的作品，欣赏、注释，翻刻、手抄《陶渊明集》，陶集虽没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那样丰富，但也算是屈指可数的一家。
2013年，蔡丹君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学习。我建议她做经典文献研究，《陶渊明集》版本叙录就是计划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很想做的工作。蔡丹君接受了我的建议，从文学所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读起，逐一扩展到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学部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等共二十余家图书馆，日夕披览，孜孜不倦。因故无法亲至的情况下，她广泛利用线上资源，或请师友帮助，拍照影印。历经十载，最终完成这部《〈陶渊明集〉版本汇考》，对陶集版本细大不捐，悉数收录，总计一百五十一种，包括宋前诸本六种，北宋本九种，南宋本十种，元本六种，明本四十三种（附二种），清本六十一种（附四种），民国本六种，日本抄刻本四种。还广泛收录了海内外陶集刻本、钞本以及史志笔记中所提及，但现实中已亡佚的陶集。
我最初希望蔡丹君依据传统文献学的惯例撰写《叙录》。为此，她认真研读日本学者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中国学者郭绍虞《陶集考辨》等经典著作，对传统的方法了然于心，践行于事，结果发现明清以后的陶集版本信息差别有限。与其仅拘泥于版本描述，还不如以版本为基础拓展开来，系统地总结陶集文献问题。于是，她抄缀众书，广泛收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陶集文献研究的论文和论著，形成系统目录，撰写内容提要，从三个方面推进陶集版本研究的深化：第一是梳理陶集版本的流传线索；第二是校订版本信息的差异问题；第三是考察陶集刊刻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她又撮其精要，将陶集文献研究的重要线索归纳成二百多个专题，既总结过去的成果，更提示新的研究线索，突出了工具性和参考性两方面的价值。工具书具有客观查询的功能，据此可以了解不同版本的基本样态；参考性则包含着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判断。
2015年7月，在蔡丹君博士后出站报告评语中，我这样写道：“《陶渊明集》流传既久，版本情况十分复杂，底本校本淆乱，系统整理和研究，是一项牵涉既广，内容庞杂的系统工程。本选题首次实现《陶渊明集》整体意义上的大规模深入细致的文献整理，既条分缕析，深入文本，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原原本本，罗列旧注，又集辑各本，疏略有致。总体上通过文学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对陶渊明集中的文献问题做了集成性的研究。……”这是十年前的评语。此后十年间，她一直在不断地收集资料，拓展视野，逐渐突破了过去版本叙录的成规，转变成一种学术史研究，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于是，《〈陶渊明集〉版本叙录》也因此改名为《〈陶渊明集〉版本汇考》。
二
汇考，就是汇集众说，断以己意。《〈陶渊明集〉版本汇考》对于现存版本的著录分为四项：一是命名；二是出处；三是版本信息；四是按语。第一项工作命名，看似简单，实非易事。如宋本中的“曾紘本”“汲藏本”等，参考以往著录，照猫画虎最为简捷，但作者经过目验，称之为“宋递修本”或更切实际。这种尝试值得肯定。
版本信息是版本叙录的核心内容。如何撰写，取决于作者著述的目的。洪亮吉《北江诗话》将藏书人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等五类，藏书家的藏书叙录比较重视版式的客观描述，举凡异文、避讳、编次、钤印、批注等信息，无不详录，便于确定版本年代和刻印前后。《〈陶渊明集〉版本汇考》充分吸收前人的经验，在详尽著录客观信息的同时，更重视不同版本的文献价值，对于重要的序跋、批注（眉批、夹批等）等文献，也都原原本本地过录下来。由于时代久远，版面磨损漫漶，前人的批点，有些字迹很潦草，辨识不易，需要向书法家求教才能确定下来。一篇序跋的录入，有时需要很长时间。凡是从事过版本研究的学人，对此无不感同身受。
按语部分，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收集相关信息，如刊刻者生平、刊刻背景；二是总结该版本的价值；三是归纳总结前人对这一版本的研究情况。从以往研究成果看，人们较多关注陶集文本及其注释情况，对于注释者和刊刻者的生平事迹，多所忽略。其实，探索注释或刊刻动机，是陶集版本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譬如论及宋代汤汉《陶渊明诗注》，《〈陶渊明集〉版本汇考》归纳了六个方面的重要问题，涉及到汤汉注释陶诗的动机及相关背景问题，汤汉对伪作的处理、汤汉注本的异文特色、版本源流、递藏关系以及对于汤汉注的评价等问题，旁征博引，线索清晰，极有助于考证。
考证历代《陶渊明集》的刊刻者、注释者、序跋者、题注者、抄写者的生平事略，可以解决过去陶集版本研究中被忽略或被误解的一些问题。郭绍虞《陶集考辨》成稿于上世纪30年代，堪称一代名著。但限于各方面条件，这部著作仍存在一些可以订补的问题。蔡丹君充分利用现代文献查询的便利，在版本源流、刊刻背景、刊刻时间等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与郭绍虞不尽相同的推论。譬如南宋江州本，郭绍虞认为出自思悦本。经过考察，丹君认为，江州本为林栗在乾道中任职江州时所刊。林栗本当出自宋递修本系统，非出自思悦本。又如弘治刊本，郭绍虞《陶集考辨》根据杨序认为此书产生的时间应在弘治丙辰之前，这个推测范围，相对笼统。从具体事功来看，可以确定在弘治九年（1496）李翰到任之时。限于当时的条件，有很多书，郭绍虞先生并未目验，仅录其目，难免有误。更多的时候，是未知其书，自然无从著录。在新的学术条件下，文献研究可以后来居上。《〈陶渊明集〉版本汇考》全面占有古今资料，清晰梳理文献源流，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
三
《〈陶渊明集〉版本汇考》的基础研究是版本学，而作者的目标更在于学术史。丹君在前言中提到了若干研究论文，并拟结集《〈陶渊明集〉版本研究》出版。这些论文涉及到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的底本问题，莲社故事与《陶渊明集》编纂之间的关系问题，《陶渊明集》在日本的翻刻、写抄与注译问题，北齐阳休之本《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问题，《陶渊明集》注释中的训诂问题等。在大量的文献研究过程中，作者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集部研究的理论思考。
首先，中国学术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最终归结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现代的所谓文学，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集部，但又不仅限于此，譬如经部的《诗经》，史部的《史记》，子部中的《庄子》等，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研究中国文学。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往往按照既定的理论框架和标准体例来规范传统文学，评价文学作品，试图用西方的文体分类对中国文学发展进程做整体性判断。现在来看，这样的研究理念已经远远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我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研究”时，盛邀蔡丹君主持陶渊明文献研究，就是希望她能以《陶渊明集》版本文献研究为线索，进入中国文学史流变的历史现场，深入探讨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这应当是我们从事版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次，研究中国文学，哪怕是研究版本文献学，也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支撑。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诚如丹君在前言中所说，集部文献概念产生以后，这种理论的思考又会反作用于集部形态的更新、衍生，深刻地影响集部文献的再生形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一部集部文献的编纂都基于特定的文学理念；这样的集部文献一旦成为经典，便能获得更多的再版、注评和传播的机会，又会激发更为丰富的理论探讨。《陶渊明集》是这样，《昭明文选》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文献收集与理论探讨的交织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科学体系的建设，必须根植于基础研究的丰富土壤，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研究中国文学，必须突破固有的学科藩篱，进行综合性思考。蔡丹君的博士论文《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北朝文学》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背后，考察了北朝时期城乡之间的流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就很有启发性。关于北齐阳休之本《陶渊明集》，结合史书中关于阳休之生平经历的记载，以及当时南北方文化交流的情形进行讨论，可以获得更为真切的了解。由此看来，我们的版本研究还应当结合更为丰富的历史文献作通盘考察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蔡丹君是80后新秀。她在湖南师范大学攻读本科时，在张松辉教授的指导下，结合乡邦文献撰写了《杜甫晚年赴湘求道考辨》。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又在杜晓勤教授和傅刚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沈、宋诗学与道德问题研究》和博士论文《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北朝文学》。博士论文还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出版。从这些论著看，她的思维非常活跃，常能捕获重要的问题。根据她的学术特点，我有意让她选择文献学题目，希望她能沉潜下来，做点冷板凳工作。没有想到，她一坐就是十年。
这十年，她从文学欣赏，到文献研究，从宏观论述到微观考辨，一次次超越自己，走上了综合研究之路。不仅如此，她还与时俱进，在编纂余冠英先生学术论著选过程中（此书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8月出版，书名为《诗的传统与兴味》），深刻地体会做好学术普及工作的意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投入更大精力从事文学美育的推广传播工作，由此获得中宣部的表彰。我认为，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接地气，有灵魂，是温暖的事业。当然，蔡丹君一路走来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遇到了很多坎坷。但她从不气馁，勇往直前。我相信，只要不懈努力，用心用力，丹君就一定能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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