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我写过很多文学评论的文章,它们能够被人关注和提及,当然是好事,说明在茫茫人海中还有人阅读你,注意你,至于说好说坏,那就是见仁见智,既然是公之于众的论著,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检校。但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却令我啼笑皆非,难以应对。
一个叫作“文学私密”的公众号,数日内连发两文,《茅盾文学奖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读不下去,今天才知是病句太多》,分别谈到李国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涉及“抄袭”问题,其凭据和结论就是我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冬·春·雪·雾——〈冬天里的春天〉与〈多雪的冬天〉之比较研究〉》(《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5期)——为了简明,以下简称《冬春雪雾》。该文指出:“在论文里,张志忠对比了《冬天里的春天》与《多雪的冬天》情节上的相似性,认为两部小说在人物设置上达到了惊人的对应,他由此得出了结论。”“如果在今天,张志忠可以在互联网上振臂一呼,说《冬天里的春天》抄袭了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但当时不可能。”所谓振臂一呼云云,我从未有英雄状和领袖欲,说我指认李国文先生“抄袭”,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时下的语境中,“文学私密”的文章已经引起关注和转发,其影响逐渐扩散,我自己就收到几位熟悉的朋友转发的相关信息。为避免以讹传讹继续扩散,我特意写这篇短文以澄清我的初心。
“文学私密”所发文章,我此前也关注过,对作者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与十位女性的关系,对作者解读莫言《红高粱》与《静静的顿河》的内在关联,都认为是思维缜密,学风扎实的佳作。“文学私密”能够率先关注到我这篇论及李国文先生作品的文章,也非常人所能。《当代文艺思潮》1980年代初期创办于甘肃兰州,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早出现的专业期刊,但是数年之间就因故停刊。当下年轻一点的学人未必听说过它,在“中国知网”等电子资源网站也不曾收录该刊论文。查阅相关论文要费一番心思。但是,《当代文艺思潮》曾经名重一时,风头十足。所谓“三个崛起”中的压轴之作,徐敬亚的雄文《崛起的诗群》就发表于此刊。我亦是《当代文艺思潮》的作者。该刊开设“大学生研究生论当代文学”专栏,请我的研究生导师谢冕帮助组稿,近水楼台先得月,谢老师将我的一篇四五千字的短文推荐给该刊,顺利发表。题目记得不是很确切了,是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气象的。此后我还在该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奋战在经济改革战线上——论近年小说中的工业干部形象》(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后来又被编入陈华积编;《改革文学研究资料》,这是程光炜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之一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另一篇就是新近被人关注的比较研究《冬天里的春天》和《多雪的冬天》的专论。
但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是写作此文的初心,还是今日的回望,我都不能认可我写作此文是意在指责李国文先生的“抄袭”,也不存在所谓的委婉指涉。新时期文学浪潮初起,在挣脱所谓“样板戏”模式,打碎“三突出”“三陪衬”“根本任务论”等僵化教条的同时,从哪里获得支持艺术创新之思想文化和美学资源,是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大难题。苏联文学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就是最为便捷的取法途径。谁能够学得快学得多,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文本,谁就是“文化英雄”。就说《多雪的冬天》,有一定的传播阅读的受众,并非独家秘诀的“葵花宝典”,但阅读之后能不能产生化合反应进而形成创新性十足的作品,则要看每个作家的造化。哪里像当下,“抄袭”追查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不断扩展的“猎巫”和边际模糊无限放大的恶劣行为,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几位青年作家,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脉魂髓。我写作《冬春雪雾》,还有一个原因。不但文学创作要打破十年内乱造成的文化桎梏,文学评论也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在北大读书的一大好处就是得风气之先,我读书的那两三年,比较文学研究在乐黛云先生等引领下风生水起,非常壮观。我虽不才,也试图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应用到我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既讲影响研究,也讲平行研究。《冬春雪雾》是小试牛刀。换句话说,简单地揭露某某“抄袭”这么内容简单的文字,我是不屑为之的,更不会有兴趣写出万字长文。
再补充一点。我的文章分为五个章节,论述《冬天里的春天》取法于《多雪的冬天》的内容仅占用一节的篇幅,大量的笔墨都用来比较两部小说的差异,怎样移步换形、脱胎换骨。就以《冬春雪雾》的主标题而言,就是辨析两者的差别,《多雪的冬天》的冷色调和大量的雪景描写,显示了作者沙米亚金内心的凄凉悲哀,《冬天里的春天》却是在动荡岁月中理想不灭的语境中,重建内心的希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雾,在战争年代——十年内乱——改革开放的时代切换中,澄清真相,重建未来。多雪和迷雾,成为两部作品的各自主导意象。因此,我对李国文先生充满了敬意和积极的肯定。他给文坛带来的全新气象,不容歪曲和否定。“文学私密”在其行文中引用《冬春雪雾》中的一段话,可做鉴证:
《冬天里的春天》对《多雪的冬天》作了多方面的借鉴。这并非贬抑《冬天里的春天》的价值,正如鲁迅先生坦率地说明不为许多人所知的事实,《狂人日记》受果戈里和尼采的影响,无损于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最早的实绩的《狂人日记》的光辉。它证明的是在文学发展中借鉴外国文学的必要性。卢卡契讲过这样一番话,“莫里哀说过,‘哪儿有好的东西,我就去要。’这种说法也正适用于对外国文学的汲取和排斥。外国文学实际上是一切文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外国文学有机而又健康的同化,是一切真正作家成长和发展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善于借鉴和汲取,李国文才能在第一次写作这样一部长达五十八万余字的长篇小说时,如此从容不迫,排阖自如,在谋篇布局上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自觉性。
因此,我希望有心人在读到我的这篇文字后,不要再借助《冬春雪雾》作棍子,少一些喧嚣,也不要再去骚扰李国文先生的在天之灵。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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