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故我在：AI时代再思文学的意义

    ■张 沛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了“文学×思想译丛”第一辑，其中包括吉尔伯特·海厄特的《讽刺与解剖》（张沛译）、勒内·韦勒克的《对峙：19世纪德英美文学与思想关系研究》（寿晨霖、张楠译）、安格斯·弗莱彻的《讽喻》（李茜译）、克特·汉布格尔的《诗的逻辑》（李双志译）、克罗齐的《诗与非诗：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札记》（郭逸豪译）、凯瑟琳·祖克特的《自然权利与美国想象》（纳海译）、布鲁诺·斯内尔的《精神的发现：欧洲思想在希腊的兴起》（陈郁忠译）以及《伊斯坦布尔讲稿：罗曼语语文学导论》（高冀译）凡八种。这些书都在谈论文学，同时也在引发我们思考这一根本问题：文学的意义何在？

    文学有何意义？ 这个问题（以及它隐含预设的问题：“文学有意义吗？”）一再被提出（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但它的答案言人人殊，最后往往成为自我延异而不了了之的“一场话说”。特别是当人们继续追问“文学”或“意义”究竟何指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无望（impossi⁃ble）了。但即便如此，问题并不因其难解而失去意义，或不再是一个真问题。相反，它和我们的在世经验密切相关。

    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和文字的制作，即雅各布森所说作者向受众编辑发布的一段信息，其中表达、承载和蕴含了作者的某些特定想法，即所谓“作者之意”。超现实主义者鼓吹的“无意识写作”本身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语言实践，一切旨在解构主体形而上学或揭示语言—游戏本质的理论亦可作如是观，并因此使“文本之意”及其效果历史——即意义的延异和持续发生——成为可能。就此而言，文学是有意义的制作（亚里士多德所谓“ποίησις”），无论是作为作者的创造还是读者的接受（再创造），无论是作为主体的行动（praxis）还是客观的事件（event）。

    当然，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制作。换言之，文学借助语言，作为人类情感和思想媒介的语言，建构和传达了一种特殊的信息和意义。“作者之意”“文本之意”和“读者之意”共同保证了文学这一特殊信息—意义的持续发生与在场，而这一切都证实了笛卡尔所谓“我思”（cogito）的伟力奇观。当然，笛卡尔本人也许并不这样想——他甚至会明确反对这一点。如其所说，“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是真实和正确思想的基础，即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诸如感觉、想象、梦幻乃至迷误等等，但无论如何，“我”在这样“思”的同时即已在场，并非虚幻的存在。按拉丁语是一种高度曲折变化的语言，对身处另一语言和文化世界中的人——例如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笛卡尔的说法（同时也是他的想法）似有同义反复之嫌：在这里“我在”成了“我思”的反光镜和回音壁。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笛卡尔请出上帝——这是现代哲学史上一次经典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这一完满的观念（并因此是真实的存在）作为“我思”或人类理性的超自然来源和终极担保。如其所说，我们在“清楚、明白的知觉”——即所谓“天赋观念”，又称为“良知”（bona mens）或“自明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马特西斯”（Mathesis）也就是数学—演绎法获得真知。通过运用这一“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或者说科学方法，“我思”便排除了一切杂质而净化自身为纯粹的思维或精神。

    然而，这一思想的净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神圣化）是以知识的牺牲为代价而实现的，而且影响至深。

    本来，笛卡尔设为论证起点的“我思”是包括一切人类感知和意念在内的思维活动（或者说功能），甚至是诸如梦幻、迷狂这样的颠倒妄想；但随着论证的深入和展开，所有这些思想都被证明是真知正见的敌人或干扰因素，而只有那些本身“清楚明白”的观念才是真正的“我思”和正确的知识（后者需要认识主体通过运用“马特西斯”这一科学方法或核心技术而达致）。从此，“几何学的精神”也就是理性—逻辑凌驾于感性—情感之上，科学—技术成为了人类世界的掌控者和话事人。

    今天大规模开发应用并已开始深度嵌入现代“生活世界”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就是科学精神或技术理性“道成肉身”的一个最新表征和生动例证。试问当机器能够代替/代表人类思考和学习、推理和判断、表达和交流，而且比它的人类制造者和操作者做得更好也就是更加准确、快捷和有效时，那么“我思”的主体还是“我”吗？ 当人工智能成为机器超人或完美人性的代表，而它的人类制造者成为自身制造的“理想之我”的亚存在时——换言之，当人类成为自身技术培养和控制的“缸中之脑”，而他的整个生活世界变成一种人工合成的“元宇宙”或超现实“灵境”（VR）时——笛卡尔的“我思”还能不言而喻、理所当然地证明“我”作为“这一个”（dieses）或“这一类”能思和有朽的碳基生命的真实存在吗？ 这时候，那个在场的思考—存在者还是我吗？ 很有可能，“我思而我未必在”，而在场的并非真正之我：在电脑终端现场观察、思考、判断和指挥一切的那个“最强大脑”不过是一个毫无情感、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换言之，它在思考和工作——它的工作就是它的存在，因此“它思并它在”（cogitat ergo est）——但这与真实的“我”无关！

    不仅如此，这一“无关”——“我思”与“我在”的脱节——还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在笛卡尔的原初设计中，“我思”是证明“我在”的工具（我像一个人那样思考，所以我是人），而“马特西斯”——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典范原型——又是为“我思”服务的工具；但是“我思”的畸形发展（在历史上，这导致了逻辑—理性—科学的独尊和专制）导致了“我在”的病变和异化。现在，机器（例如人工智能）代我而思并代我而在，而我——机器的主人——却成了机器的附庸或奴隶，即依靠机器来思考和生活的非人—物化存在。这与其说是“我思—我在”理想的实现，莫若说是“我”无力于思和在（cogitare ergo esse）即人性之贫弱—虚无化的噩梦成真。

    在现实中，这一噩梦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是“我”作为“我思”的主体能够做得像机器一样好，于是人成了机器，确切说是像机器一样的存在：人—机器或机器—人。第二种表现是人不如机器，“我”因此失去了“我思”的主体资格和权利，只能作为一种伪人或亚人类（因为现在机器代替了人类原先在世界和社会中占据的位置）的形式而存在。

    在1826年秋天陷入精神危机的约翰·穆勒（John S. Mill,1806-1873）——他比同龄人提前二十五年完成了高等教育，不到二十岁即已到达人类智力和知识的巅峰（就此而言，他可谓笛卡尔“我思”的完美样本），并以改造世界为人生终极目标，但他这时却感到了生命的空虚和无意义：“我的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约翰·穆勒自传》第5章）——是前一种人的原型（他也预示了今天的“应试机器”和“小镇做题家”们）。

    而英国作家威尔斯（H. G.Wells, 1866-1946）在其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中描述的未来人类——因人类科技—机器文明登峰造极而导致身体和智力都严重退化的埃洛伊人（the Elois），则是后一种人的代表（尼采所说的“末人”也是他的同类）。这两种“人”——空有发达的理性而缺乏健全的人类情感（和身体），或是徒具人形而丧失正常本能的“我在”（无所用心的不思而在）——都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非人的存在；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正常的生活，而是一种病态的生活。

    在技术统治和工具理性（以及绩效主义和功利思想）大行其道的今天，前一种人（确切说是病人，或者说病态的人性）似乎更加常见。事实上，这同时也诱发了第二种病态的人性和生活：在人生的各个赛道，竞争者千千万万，而成功者仅仅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失败者；而即便是成功者（例如二十岁时的穆勒，或是所有像他那样的“天才”“神童”或“超级大脑”们）也未必是真正的成功者，即拥有健全人格和人性的存在者——在极端情况下（如我们在超级中学这样的应试教育机构中所见），他们只是被培养和训练的成功者，即成功实现了预定程序和外部指令的“机器—人”。

    人类生病了，我们怎么办？无论如何，自知有病并寻求治疗是重获新生的第一步。在这方面，穆勒的“新生”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如其所说，他在二十岁那年发现自己“对人类的爱和为美德而对美德的爱，业已消磨殆尽”，并由此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对一切（包括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哲学理想，乃至生命本身）都失去了兴趣——直到他有一天偶然读到马蒙特尔的《回忆录》，因一处真情流露的细节描写感动落泪而见证了自身人性的回归，此后逐渐“重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特别是在1828年秋天阅读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之后，终于彻底摆脱了抑郁和萎靡。新生后的穆勒深刻地认识到了情感教育和感性生活的重要性：

    经验告诉我，与对主动的能力一样，被动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也需要熏陶，滋养和指导。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或低估我以前发觉的那一部分真理，我依然承认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决不否定分析的力量与作用是改进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我想：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程度上必须加以纠正，除它之外还要结合其它种类的教育。各种能力之间保持一定平衡现在在我看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感情的培养成为我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我的思想和志趣越来越重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事物。（《约翰·穆勒自传》第5章）

    穆勒的案例表明笛卡尔标榜的“我思”或单纯的理性并不足以证成“我在”，事实上“我思”必然包含了“我感”（sentio）：正是这个相对原始和本能的“我感”构成了人性的基础，并使“我思”的理性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严格说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感故我在”（sentio ergo sum）：缺乏“我思”的“我在”固然是一种低级的、有缺陷的存在或人生，而缺乏“我感”的“我在”则根本是一种非人的和反生命的存在。

    我们看到，在穆勒的新生转变中，文学——不是哲学，不是历史，甚至不是艺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用穆勒本人的话说）“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的文学，通过讲述“我感而我在”（而不仅仅是“我思故我在”）的秘密而见证了生命的真理和存在的意义。

    文学是“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这一说法表明，“我感”（sentio）并非“我思”的降解和减损（cogito−），而是“我思”的拓展和增强（cogito+）。换言之，文学是“我感”和“我思”这两种“我在”方式及其表现形态的“相乘”，而正是这一“相乘”关系积极建构、有效维护并持续扩充着人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我在这里是个人，我在这里才敢是个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绿原译文）

    忽视这一点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将情感和文学的价值无限贬低以至于归零（例如认为“文科无用”或“文科都是服务业”即是这一反智主义立场的时新表达），那么无论理性和科学（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引领未来的关键”的“科学技术”）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作为二者“乘积”或化合产物的人性的自我实现——此即人文主义的“实际”和真谛——也将不断萎缩、消解乃至归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人类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未来在此开始倒计时），面对似曾相识的危机、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重蹈历史的覆辙。可是我们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或至少，我们做好选择的准备了吗？ 无论如何，这一选择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