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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
一年多前，当我的中华书局同事齐浣心女史将沉甸甸的书稿交付我的时候，我惊奇于她能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领域的那些往事爬梳得这般清晰了然，特别是古籍小组成立前后的史事，那些位开辟草莱、声名显著、我们耳熟能详又十分敬重的学界前辈们的开拓创造，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眼前。近日，看到清样提供的新书名——“1958：了不起的开始”，可谓一语点题并开启帷幕，让我们心仪神往……
本书文章共分两大类：“古籍往事”和“古籍学人”。“古籍往事”部分收录8篇文章，主要回顾古籍小组成立到“古籍简报”编发的发展历程，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毅和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关心支持。作者铺叙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的前前后后。古籍小组成立一直得到中央高层领导高度重视，还特别安排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期间的最后三天，1958年2月9—11日在政协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聂荣臻（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习仲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为古籍小组成立做过重要批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新闻总署副署长萨空了参加了成立大会。
古籍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有了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有了规划就有了发展方向，有了人才就有了快速发展的基础。一系列重要古籍陆续整理出版，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出现了一个高峰”。这一判断十分准确，有意味的是，1981年在陈云同志大力倡导下，李一氓同志出任恢复重建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直至1991年匡亚明同志继任组长，都以召开第二届、第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为由开启新任期的工作，可谓中规中矩，契合了古籍小组的重要使命与核心职能。1981年中央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2023年4月11日“两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于古籍整理出版界来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件。
第三篇文章《从五人日记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的召开》通过王伯祥、顾颉刚、陈乃乾、郑振铎、夏鼐五位先生的日记排比史料，详叙小组会议事略。第四篇文章《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基本情况分析》更为详实丰富，对86位古籍小组成员的年龄、籍贯、受教育情况、留学经历、学部委员分布状况等作了细密入微的分析，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研究能力。
第五篇文章《开设古典文献专业 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是对于开设古典文献专业的介绍，比较详实地回顾了在北京大学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在“文革”前为中华书局等专业出版机构输送30余位专业人才的历史盛景。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也可以说是共和国初期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的伟大创举。翦伯赞先生在195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上发文称“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吴晗、金灿然、魏建功等均发文呼应翦先生观点。站在今天的视野上，我们应该看到，那一代史学大家、文学与文献学家们，在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鼎力支持下，开辟并创新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了两至三代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有些毕业生像安平秋、杨牧之、葛兆光、王瑞来、张志清、顾青等，仍活跃于教学科研与古籍存藏、出版一线。
陈毅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非常重视。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即专程去参观了中华书局在上海的伯鸿图书馆（后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1956年2月，他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期间，和继任者聂荣臻同志一道给予古籍整理工作支持，1958年7月4日还参加了古籍小组召开的座谈会，并就“厚古博今”与“古为今用”发表重要指示，他还挥毫为查阜西主编《琴曲集成》、浦起龙著《读杜心解》、林宰平著《北云集》题写了书签。
《陈云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文详叙了1981年中央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出台的整个过程。陈云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即高瞻远瞩，表示最关心“粮食”和“古籍”两件大事，“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正是在他的提名下，李一氓、匡亚明同志继齐燕铭之后，成为古籍小组第二任、第三任组长，直接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入长足发展时期。陈云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以抓经济工作声名响亮，对古籍出版事业同样贡献卓著。
不过，本部分如增补一些内容，会显得更加充实丰满。如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对古籍整理与文化遗产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杜工部诗集》《楚辞集注》《柳文指要》以及部分线装大字本的印制出版，毛泽东同志多次圈点古籍原文批转给有关领导读阅，这些，都值得细致书写。再如关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还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补写课程安排、教学相长等方面内容。
“古籍学人”部分所收32篇文章，系作者从86位古籍小组成员中遴选出29位，认真铺叙他们的特别贡献，其中李一氓3篇，张元济2篇，余皆基本单独成文。每每忆取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树立起丰碑的这些学界大家的往事与贡献，都令我辈惊叹不已。茅盾先生曾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齐燕铭作为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日理万机，却对古籍出版事业情有独钟，他主持成立古籍小组，制订了我国第一部古籍出版重点规划——《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题写刊名（沿用至今），是公认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第一任合格的老领导。李一氓老作为第二任组长，贡献卓越，笔者曾与齐浣心合写文章，概述了李老的九大贡献（见《百年潮》2023年第3期）。叶圣陶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同时主持开明书店时出版《二十五史补编》，动员全家人编制《十三经索引》，成为古籍索引编制的范例，还曾作为《史记》主要整理者宋云彬的请教对象，《史记》点校过程中的标点断句实有叶先生的功劳。何其芳先生为毛泽东开列楚辞研究书目以便于研读。吴晗同志继参与整理点校《资治通鉴》之后，又与范文澜先生联名向毛主席倡议点校“前四史”，后来扩大为全部“二十四史”，倡议改绘郭守敬地图，后来又推荐谭其骧先生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为中国史领域两大里程碑。吴晗还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开“大家写小书”的先河，整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为研究元明清三代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被毛泽东称为“国宝”的陈垣先生对影印出版《册府元龟》，点校新、旧《五代史》的贡献为人所熟知，他的《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与史源学研究等文献学科基础书籍的出版充分展现了他的博学多识，而他三个弟子柴德赓、刘乃和、启功均承继了其学脉而名满天下。由冯友兰文章可知，杨伯峻《论语译注》实由冯先生推荐并经杨树达、王力两位语言学大师审读校译才由古籍出版社（后并入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6月推出。第二次稿又经冯先生审阅，到1962年已是第五次印刷，印数达七万册。而到1960年，杨先生本人已由甘肃师范学院调入中华书局工作，与中华有了不解之缘。如今，该书已由中华出版了16个版本，总印数达557万册。实堪称一段出版佳话。
最后值得赘言的是，2023年底，徐俊牵头，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诸位古籍出版领域的中坚力量合力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将为齐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做一个更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与归纳。待将来项目完成，两相对读，会更加凸显齐书的史料价值与阅读意义。
（作者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1958：了不起的开始——古籍学人与古籍往事》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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