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视野里的中国古代等级制度

    ■葛承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风起云扬、百家争鸣，中国学术界当时的风向标杂志《历史研究》“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鼓动社会史研究要复兴振兴。我那时研究生毕业刚刚几年，已走上教师岗位，写论文、找选题，都在摸索之中。过去我们的学术研究写作是“窥测方向，闻风而动，言不由衷，千篇一律”。现在大家都急切地要开阔眼界，吸收精华，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具有前瞻性的预流课题就成了我们自觉的选择。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跨出教条、学术复兴的旺盛期，大家都在讨论中华文明最醒目的表征是什么，儒家礼制无疑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要素之一，重振儒学成为一时之选。但是，受原先空洞哲学研究的制约，当时思想史并没有步入黄金时代，虽然极端的学术争论也很多。我征得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的同意，决定以中国社会史研究填补一系列关键空白，试图扭转世人对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片面认识。当时认为，由普遍法则支配和数千年形成的等级制度，塑造了天下世间事的鲜明特色，应是具有引领和开创意义的研究题目。

    任何社会其实都存在不同的等级，即便在公平公正短暂实现的时候，也有相对弱势、处境低下的人群，“底层人”要改变命运，就要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渠道向上流动，例如造反夺权、科考应试、群体迁徙等。古代中国人对财富资源的渴望，对封爵授勋的期盼和对世袭地位的向往，很难说没有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如果说等级制度是天下秩序按部就班的稳定剂，那么阶层固化则是整个社会没有活力的凝固剂。

    自二十世纪以来，就有些老先生从对传统社会的反思中提出“再不能搞帝王家谱史，不能搞与人民群众无关的政治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沉寂了几十年的社会史研究终于开始活跃。然而，因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留痕，社会史与其他研究一样都不同程度地被打上了“史从论出”的概念化、教条化的印记。有人认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社会结构，也有人认为社会史是以历史上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和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或认为社会史应该以历史上的社会诸方面问题为研究对象。由于“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概念，如何认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文化史、民俗学的区别和联系也成为社会史学界的热点问题，各种意见纷呈，见解迭出。

    社会史可以不讲高远深邃的理论，而更多地从日常生活碎片里提炼出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更有条理地去看待等级社会中人和事物的联系。阶层固化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代等级社会，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连消费都会被等级化，使不同群体享受不同的生活待遇，这引起了人们长久的深思。中国历史上王朝多次变更，可是政权转移并不是国体变更，改朝换代也没有根本性的变革，等级制度仍然稳固不动。

    百年来，社会史提供了一种视角，让人们看清一棵古树如何扎根于千年的土壤，又如何开枝散叶。它把一个社会的生活环境、民族特性、王朝制度、经济盛衰、宗族传统，包括以礼入法、人情面子等诸方面结合起来，展现等级差序格局从古代到如今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成为认识中国的绝佳切入口。

    社会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实证研究学科，通变思深，见微知著，虽然不会直接帮你解决社会问题，但能告诉你思考的方向和逻辑。让你通过表面的喧嚣热闹，摸清背后的秩序规则，在不动的圈层关系中明晓阶级的利益，对社会事物有更清晰的认知和把握。

    中国社会史从发端之时，就把传统政治史排除在外。但是解释等级社会所形成的种种现象时，不可能杜绝政治史的介入，不可能故作风雅，不闻窗外事。有时官僚制还会成为社会史力图说明和解释的对象，但是超越传统政治史而更注重芸芸众生的生活的研究方式，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时空挪腾，岁月如梭，愿这本完成于三十年前的书，今天还值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