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写之无尽与追求不止

    ■刘 明

    徐公持先生和跃进老师合著的《秦汉文学史》，去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厚重饱满的一大册，装帧也很素雅古朴，内容是以体现己见的史识、史评和史观重塑秦汉文学史的架构，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学界秦汉文学研究的水平和成果。此著不拘泥于建国以来文学史著述的书写程式，既可作为重读秦汉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导引，对于换一种眼光和视野重新思考、评价秦汉文学史，进而审视断代文学史的书写，推进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亦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

    《秦汉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规划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一种。该通史是继1962年出版《中国文学史》之后又一重大文学史编写项目，所不同的是它属于断代文学史系列，合则又为文学通史。跃进老师所撰《后记》，称《秦汉文学史》的准备工作始自与徐公持先生编写《秦汉文学史纲目》，确定撰写原则，至2010年初正式启动合作编著，初稿完成后由于“既多且杂的冗事”，加之“校订工作迁延日久”，直到2024年底始出版，称得上是一部“久违”了的断代文学史著述。对初涉汉代文学史研究的笔者而言，《秦汉文学史》像是期待已久的“故人”，更是学术成长路上的“新知”。

    笔者在2019年5月调入文学研究所，读书的重点和学术兴趣，也由汉魏六朝集部文献转移到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文献是骨架，文学是血肉，在基本掌握文献的情形下重读作品，特别是一流作家的经典创作，应该能够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汉魏六朝文学。正是抱持着这样的朴素设想，不惮于文学研究方面缺乏基础，开始了汉代文学史领域的跋涉。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逐渐意识到读作品漫无目标不但“其于大达远矣”，就是“捕捉”作品创作的文学史评价也有捉襟见肘之感。于是，意识到应结合建国以来经典的文学史著述，例如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游国恩等主编的两种文学史，以文学史家的经典评价“带动”重读经典作品，既有的评价和重读体悟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缝隙”，而此恰是进入重思作家创作文学史地位、价值和意义的契机和窗口。两部文学史均出版在20世纪60年代，凝结了老一辈古典文学研究名家的真知灼见，他们对于汉代作家作品评价尺度的把握，所做出的文学史评价意见的切实中肯，称得上是炉火纯青。它们既是教材，更是高质量的文学史研究专著，笔者细读此两部经典文学史著述颇有收获。当然，也很期待学界出现总结最近二三十年研究成果的文学史。所以，一直翘首期待这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秦汉文学史》，终在2025年初捧读在手。

    初读之后，深感此著在作家的思想把握、作品研究以及文学史的书写维度等方面都有着新的思考，它开阔了文学史研究的触角，更呈现出以细节拓展文学史视野的特色，是一部很启人心智又具有学者个性的断代文学史著述。一般来讲，文学史的本质是以个体作家文学为单位构筑起来的文学发展史，写好个体作家的文学史是关键，同样研究文学史也应在个体作家的文学史层面取得突破，否则整体的文学史研究就很难有推进。但这又是最难的。这就是文学史研究的辩证法。贾谊是秦汉文学史重点书写和评价的作家，按照常理，似乎不容易做出新的文学史认知；但《秦汉文学史》“知难而进”，仍给贾谊以相当的篇幅，也写出了新意，有新观点和新评价，很好地体现了文学史书写的“写之无尽”和研究的“追求不止”。不妨即以贾谊为例，借以管窥《秦汉文学史》在文学史书写、评价和研究方面的“匠心独运”。事实上，贾谊也是笔者进入汉代文学史领域以来重点研读的作家，围绕他作品的创作、评价和文学史内涵，结合文学史已有的成果积累，近四五年间发表了十余篇文章，试图呈现全面而立体的贾谊文学史面貌。扪心自问，笔者的贾谊研究更多是传承者的角色，谈不上有新见——坦白地讲，秦汉文学史研究“出新”是有一定难度的。

    就数年来贾谊文学史研究的心得体会，笔者曾尝试以“贾谊文学研究的守正与出新”为主题予以总结。观点无非聚焦在四个方面。其一，贾谊赋作的赋体性质具有“混合型态”的特点，以《吊屈原赋》为例，如同词分上阙和下阙，该赋也可划分为继承北赋体制的上篇和受到屈骚影响的下篇，分别以四言句式和楚辞体句式为创作特征。同理，《鵩鸟赋》是一篇在楚地以北赋体制创作的四言体说理赋。还演绎出一种推想，假如贾谊没有贬谪楚地的经历，他是否有赋体的创作？ 答案是肯定的，贾谊仍会有赋作，赋体是继承荀卿《赋篇》的北赋体制，就是孔臧四赋之类的创作。其二，贾谊的思想是多元的集合体，这与他处在秦汉的转型阶段有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贾谊只能创作伟岸的作品，而不会有像《惜誓》这样消极避世的作品。其三，贾谊是新体赋即汉赋形成确立的先行探索者，标志就是他将散文创作的铺陈手法跨文体移用到赋作，为确定汉赋创作的基本特征做出了贡献，代表作即《旱云赋》。其四，贾谊很好地继承了周秦纵横文辞讲究譬喻和铺陈的艺术特征，但又淡化譬喻的使用，形成追求质实、直抒胸臆的创作风格，影响了汉代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向。自感对于贾谊文学史内涵的把握较有深度，但《秦汉文学史》贾谊部分读下来，仍有耳目一新之感。

    《秦汉文学史》写出了对贾谊新认知。第一，以细节衡量创作的系年，进而动态展现贾谊的创作史脉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悉更秦之法”，举措之一即“数用五”，以该条史料“互证”《新书·六术》，贾谊经历了从注重“六”到数用“五”的转变，由此可系《六术》篇的作年，即作于贾谊任博士之前。这是打通文本细节、史传记载和创作脉络之间关系的典型案例，值得文学史研究者借鉴。第二，利用出土文献印证贾谊思想或知识的来源，以之重新认识作品的创作机制。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等各类杂书，3号墓主人利豨与贾谊年岁相仿，判断两人可能有共事的经历，进而推定这些出土典籍贾谊都读过，这构成他《鵩鸟赋》创作引用道家思想的知识背景。第三，注重贾谊学术传承的钩稽，目的是呈现《新书》思想及文献价值的多面性，进而审视作品文本所蕴含的贾谊丰富的思想积淀。贾谊思想以继承荀子学说为主流，所以《陈政事疏》《新书》保留了先秦时期的古经义，同时又涉猎申、商之学，还旁通小说阴阳术数方技等杂学，故《新书》能够涵盖《汉书·艺文志》六略的知识分类。再者，《过秦论》上篇彰显的是贾谊的儒家仁义观，但他实则是儒法互济，也强调刑法在治国理政中的积极作用，在下篇提出“饰法设刑”的观点。最后，文学史一般不讲《新书》，理由大概是《新书》属于子部文献，跳出了文学史的畛域，但对于前文学自觉时代的秦汉文学而言，显然文学的边界需要有所延伸。要之，《秦汉文学史》在贾谊的书写方面，以其宽通的视野、文本的细读和回归历史现场的敏锐，塑造出别具一格的贾谊文学形象，使得贾谊的文学史内涵愈加充盈。

    莎士比亚讲“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史也因学者个性之异而呈现出各具特质的面貌。但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客观的，这就与学者个性之间形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张力，把握好了这种张力，文学史的书写便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的完美融合。贾谊文学史的书写，足以印证《秦汉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一部共性与个性完美融合的文学史著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