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我是热爱生活的“守藏家”

    ■本报记者 丁杨

    “这些年来，全社会越来越热衷收藏。全民收藏热是好事，但很多人更关注的是什么？ 是藏品的经济价值，而对于其背后的文化、艺术价值所知甚少。我觉得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家国情怀，也是收藏应有的内涵。”六月末，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文化学者赵珩在其新作《五十小物》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五十小物》展示了五十件赵珩的家藏“小物”，其中有他自己的出生证、父亲少年时的日记、母亲年轻时的画稿、陪伴四代人童年的玩具等带有个人印记和亲情温度的物件，有匠心独具、设计巧妙又实用的中外文玩、摆设、用品，还有他的曾祖父、祖父、父母等几代人搜集、珍藏的董祖源、王宸、杨文骢、蒋衡、赵之琛等明清书画和金石名家的山水、人物、篆刻、碑帖作品，以及陈半丁、启功等近现代文化大家的手迹。对北京城市史、民俗、戏曲、书法等领域颇有研究的赵珩是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的人，他欣赏书中这些“小物”的工艺、技法，解读其审美上的价值，熟谙其背后的文化意蕴，更在乎其承载的时代变迁、情感温度与个人回忆。这些物件中，不乏市场潜力可观的藏品，可是赵珩认为，“我不太关注它们经济价值的涨落。我是看着它们长大的，与我的家人、亲情、记忆息息相关，每件背后都有一些记忆，很多感受，所以对我来说具有另一重意义”。

    与赵珩此前讲述昔时文化民俗、生活方式与回顾旧闻掌故、纪念故人的《旧时风物》《彀外谭屑》，畅谈饮食文化之妙的《老饕漫笔》《老饕续笔》以及追忆童年经历的《二条十年》相比，《五十小物》无论成书过程，还是书中图文相映的呈现方式，乃至文字中凝聚的个人情感浓度都有所不同，“是一本体例特殊的小书，它既不是文物画册，也非有关收藏的著述”，“所录的不过是我家部分藏品，而我更多的则是叙述些小物件背后的故事”，他在这本新书的“自序”中写道，“谈不上是什么‘著录’，更没有‘子孙永宝之’的奢望，但是，对文化承传的愿望却是在的”。与其说这本书是写物，莫不如说是写寄托于物件之上的情感、情怀，关注留存于物件之上的时代印记，抉发物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多年醉心古代名物研究的学者扬之水也出席了前文提到的新书发布会。她和赵珩是同代人，对书中所写小物特别是日常器物、字画碑帖自有其鉴赏力。她认为，《五十小物》是把物作为讲故事的依托，“书中写到的每件物件都附着了生命或者生活的气息，它暂时属于某个人，但本质上是属于一个时代”。她很佩服作者讲故事的能力，“他是会讲故事的人，把人生活成一部厚实的故事书。他讲故事能够讲出学问，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不同方式在讲故事。这本书就是用小故事写出大时代，物中有情，情寓一物，是水乳交融的状态，并不需要刻意升华”。

    “人应该热爱生活。”日前，在他的“彀外书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年逾古稀的赵珩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他感叹人生有限，坦然面对时代变迁，对于从生活中发现美则兴致盎然。聊到兴起，他起身拿起一件旧物，或展开一幅墨迹，一段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他身旁那一面墙的书架上，《五十小物》中提及或未写到的若干物件位列其上，继续陪伴他读书、写字、写作的充实人生。

    中华读书报：《五十小物》是我读到过您的几本书中装帧设计最美的一本。在“后记”中您提到，这本书源自2024年春节三联书店领导和您闲聊家中藏品时的建议，这些“小物”陪伴了您大半生，在此之前没有考虑过专门为它们写一本书吗？

    赵珩：从来没想过要写这么一本书，说起来这事儿是“被逼无奈”。当时三联书店老总宋志军和综合分社社长王竞跟我提议写这本书，我没太在意。十几年前我还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宋总也还没到三联，他当时约我写一本回顾1928～1937年的北京的书，记得书名都定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计划没能实施。这次建议我写写这些旧物，也算“旧话重提”。

    出版方认真而高效，很快确定了这个计划，三四月份就组成了一个班子，王竞、责任编辑张静芳还有美编薛宇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几乎每个星期四上午都到我这儿来，听我聊这些物件的故事，我也给他们展示我说到的物件，他们会拍一些图片回去。初稿完成后，我和责任编辑再一篇一篇磨合。大概到了十一月，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基本上完成了。出版方又请专业摄影师来我家拍了十三个小时的照片，就是拍现在书中的这些物件。

    所以，这本书的成书过程还有体例和我之前的那些书相比有些特殊。书出来之后，也有人跟我说，您这是露富了。我就说，第一，我谈不上富；第二，我也没把这些视为多么有经济价值的财富。

    中华读书报：您家里的“宝贝”还有很多，书房这面墙的书架上大大小小的物件都不止二三十个，书中写到的只是一部分。这些物件，有些是具有公共意义、历史文化价值的，有些看似平凡，但与您的生活、记忆、情感有关，为什么选择这五十件来写？

    赵珩：我家的东西是还有很多，题字的扇面就有十多件。我选这些物件时并没有像书中这样分出五类（这也是编辑分的，分得非常好），我选的时候很随意，想起什么是什么。

    你看这个我在书中《四代人的玩具》中写到的铁皮小炮（赵珩从书架上拿起交给记者），原来还能打出火星来，你按一下底下那个钮试试。这个小玩具大概1921年左右出厂的，德国制造，是我祖父买的。我父亲小时候就玩这个，我小时候玩的频率最高，还摆一些小兵什么的，我儿子也玩过，我孙子这一代孩子太卷，报这个班那个班，没有那么多时间玩这样的玩具了。所以，它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却是我们家四代人童年时的玩具。

    中华读书报：《五十小物》“自序”中，您说自己“不是收藏家，充其量算是个‘守藏家’”，如果与您的祖辈父辈相比，似乎确实如此，这是您的主动选择，还是时代、环境等客观因素造成的？

    赵珩：收藏和守藏大不相同。收藏得有财力和鉴赏能力，守藏不需要财力，守着而已。我说我是守藏家，就是个看仓库的，既是个人选择，也有客观因素。首先我没有收藏家那样的经济实力，没那么大的地方放藏品，也没有那么高的鉴赏力，比如碑帖等我也不是太懂。

    多么贵重的藏品都很难为一家一姓永远拥有，不可能子孙永宝之。这句话可以与每一位收藏家或爱好者共勉，就连古代皇帝的藏品都是如此，大收藏家张伯驹也不可能什么都拥有。收藏者对于藏品应该有这样达观的看法，但对于文化的传承要有使命感，对于这些藏品所承载的家国情怀需要有责任感。

    很多东西无法简单地用价值衡量，如果社会动荡，它可能分文不值，在某个时期，可能价格又浮动很多。我从来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很多我感兴趣的文物、字画，在博物馆呢，到那里也可以欣赏啊。

    中华读书报：您什么时候形成看待“小物”（哪怕是名家字画、古代文物）这样的态度？

    赵珩：我是从年轻时就这么想的。当年我父亲（赵守俨，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可以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主持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及“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上，反倒是我母亲在翻译工作之外有些闲工夫，买了一些有意思的小物件，也没花多少钱，这些我在书里写到一些。要说这一百年来我家东西损失最大的时期，不是文革期间，而是抗战那些年，那时我们一大家子人没有经济来源，我祖父（赵世泽，收藏家）当时坚决不出来做事，陆陆续续把他从1929年到1937年间收藏的大批藏品都变卖了——直到今天，故宫里有些展品上还有我祖父的钤藏印。

    这让我想到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写到她和赵明诚搜集碑文字画“得之艰而失之易”。战乱动荡的年代，他们品茗赏画、到大相国寺游逛的好时光已成记忆。他们那时看上了南唐徐熙的牡丹册页，回去欣赏了两天，但买不起，就奉还了。等到靖康之变，他们逃难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反复考虑带什么不带什么，那种为难！ 而且逃难路上有些带出去的东西也变卖掉了。我读《金石录后序》很有感触，还录过两遍。那么多碑帖、字画、器物，寻找、购买、收藏的过程很艰难，但散失就很容易。

    可见任何一家的收藏，都会受家族兴衰、社会动荡的影响，这关系到收藏的聚与散。近百年来，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的安定与繁荣使得文物价值不断攀升，收藏也成为很多人的爱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与世沉浮。我希望那些文物字画无论在哪儿，无论属于谁，都能够得到妥善保存。毕竟这些东西承载了很多，小到个人，大到家国，关系到文化传承，所有经手的人都应该有对这份传承的责任感。

    中华读书报：《董祖源山水册页》那篇写到“这本册页，不一定有多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对于研究董其昌的技法、董其昌的传承”非常重要，您祖父当年收藏并且极为珍惜这件册页，显示他的“士大夫气”，“他重视的不是一件东西的经济价值或一时的风尚，他更看重的是笔墨，是中国文人画的内在气韵”。

    赵珩：这本册页经济价值确实算不上高，我怀疑祖父当年买下时也很便宜。虽然这比祖父当年收藏的董其昌啊查士标啊要“差得多”，而且很多人也不认，但这是董其昌三儿子董祖源唯一传世的墨迹，也是“民抄董宦”事件的见证。

    说到“士大夫气”，我祖父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很讲究欣赏书画作品的笔墨气韵。作为董其昌的三儿子，董祖源衣食无忧，所以他画画不是为了卖钱，而同时代很多知名画家，无论是祝枝山、唐伯虎或者仇英，画画还是有为了生存的成分在，董祖源没有这方面考虑，他的画追摹董源，没有顺应市场标准的造作和刻意，笔墨随意。我认为中国画的魅力就在笔墨之间，董祖源就很在乎这一点，他的这件册页是能代表明末文人笔墨气韵的，不追求技法上如何完美，而是用笔用墨上有个性。

    中华读书报：时至今日，工业化、技术进步，您珍藏、书写的这些带有创作者智慧、艺术审美甚至手工痕迹的艺术品乃至日用品难得一见了，其实您笔下那些风味美食在今天也被预制菜“取代”了，这样的情况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吧？

    赵珩：现在就是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啊，我们的很多文化也是拼凑的，追求到处引证，追求新观点和新立意，语不惊人死不休。一部著作提出一些哪怕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但只要有“新意”，或许就能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共鸣，或者书就卖得很好，出版社有时也会追求这些。但实际上很多东西经不起沉淀，而隽永的东西是能经得起推敲、能传世的。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中《番禺何氏青蛙砚》一文，您一开篇就写“我不懂砚台，甚至对砚的种类辨识也属外行”，印象中您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这么写过，说自己并非某些领域的专家，但文章中往往写得头头是道，颇有信息含量和可读性，所以，这是您的自谦之词？

    赵珩：实事求是，很多方面我确实是外行。我这么写，是因为我写文章不想绷着，也不想让读者读得绷着。现在各行各业的专家太多了，有时候说谁是专家恐怕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得算讽喻。当然我这么写不是为了讽喻，确实有很多真正的专家存在。

    我跨界很多，爱好太广泛了。我喜欢历史文化、民俗，写饮食文化。我五岁就进戏园子看戏，一直看到现在，有些戏曲界的事就会来找我，聊掌故，查史料。前几天北京京剧院来借戏单子，从我的一千多张戏单中借了一百零七张。我还集邮，专门搜集世界各地的动物主题邮票。年轻的时候我还滑冰，是花样滑冰的三级运动员。除了科技，我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这样的人生很有乐趣，活得很值。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您写了饮食文化，写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市井民俗，也写了记忆中的前辈、亲人、朋友，写了自己的童年，这次又写到家中的“小物”，有什么题目是您一直想写还未动笔的？

    赵珩：其实没有，我这个人的写作有些“被动”，人家都是不用扬鞭自奋蹄，我是扬鞭之后才能走两步。去年我给不同领域的新书写了十四篇序，都是应约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