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年谱长编》里的个体命运与时代趋向

    ■李雪

    缪荃孙的一生处于晚清民初学术转型、教育革新与文化传承的进程之中。杨洪升先生的《缪荃孙年谱长编》以逾百万言的篇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缪荃孙形象。该著创新性地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相结合，通过实证性史料，编年展现缪荃孙在历史洪流中的文化实践轨迹，勾勒出他在时代变局中的选择、困境与成就，透过缪荃孙的交游网络与事业轨迹，折射出时代变迁。

    朴学殿军——上承乾嘉余绪

    缪荃孙作为清代朴学殿军，对考据学方法始终保持着执着探索。这种学术坚守促成其在方志编纂学、金石考释学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建树，成就了其在典籍校勘、文献辑佚与典籍贮藏等方面的贡献。缪荃孙存世的日记、文集、诗集及藏书记、金石目录、读书札记、校勘题识、信函手稿等著述达139种，这些成果在《年谱长编》中通过历时性编纂体例得以全面呈现。

    《年谱长编》详细勾勒缪荃孙的交游网络，展现了其丰富的学术交往。缪荃孙先后入李文田、张之洞之门，并在京师叩谒翁同龢、潘祖荫等学界泰斗，这些经历对其治学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长达二十载的京都仕宦生涯中，缪荃孙与一众顶尖学者朝夕过从。这些经历使缪荃孙始终坚守乾嘉学派的学术余绪，成为晚清学术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年谱长编》大量征引了俞樾、沈曾植、吴士鉴、叶昌炽、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等数十百人的手札，勾勒出诸位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图景。另外，这些书札充分体现了乾嘉学派的精神内核，即对“无征不信”原则的严谨遵循。

    教育革新——顺应时代潮流

    《年谱长编》通过将缪荃孙的一生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描绘了他如何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洪流中，以其深厚的学识、前瞻的视野以及不懈的努力，做出有着历史推动意义的贡献。

    《年谱长编》中对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记录呈现出谱主高度密集的日程安排。缪荃孙在这一年中筹办江南高等学堂、拟定课程章程、巡查中小学堂功课以及参与各类仪式活动等，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吸收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为学堂的课程设置与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实则是传统书院制度向现代教育体系转型的生动体现，也反映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年谱长编》详细载录该年六月七日缪荃孙致金武祥的书札，书札主要叙述了缪荃孙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他对教育改革的坚持与反思，以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态度，展现了缪荃孙在清末教育转型期的多重理念——他主张中西学并重，旧学与新学并举，在保留传统学术根基的同时，积极引入现代教育理念与方法。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处于变法图强与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有识之士向清政府建言，倡导构建西式文化基础设施，并着手兴办图书馆事业，以期推动文化革新与进步。在此背景下，缪荃孙分别创立了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年谱长编》依托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叙述了缪荃孙在筹建南北两大公共图书馆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包括馆址的精心择定、藏书的系统整理以及科学的分类编目等关键环节。江南图书馆实现了从传统私家藏书向近代公共教育资源的转型。京师图书馆推行藏书开放政策，有力地打破了延续千年的“秘府藏书”传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的普及。

    文化递承——知识分子的坚守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转折时期，缪荃孙以遗老身份流寓沪上，度过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他为生计所迫，多以坐馆为业，其间致力于刻书与藏书事业，铸就了其生命晚期学术生涯的辉煌。《年谱长编》分为上下两册，其下册以宣统二年庚戌（1910）缪荃孙流寓沪上为起点，至民国八年己未（1919）逝世为终点，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其学术生涯的诸多细节。《年谱长编》剪裁文献并不是事无巨细的罗列，而是“从大处着眼，以点带面立体化地叙次缪荃孙的事迹”。缪荃孙生命最后十年时间，作者特以整册篇幅予以载录，暗含了其对谱主学术生命之集大成阶段的高度重视。

    《年谱长编》对缪荃孙晚年学术实践进行全景式载录：缪荃孙加入《古学汇刊》的编纂工程，主持盛宣怀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的体系化编订，为张钧衡适园、刘承幹嘉业堂等江南藏书世家鉴定版本、策划丛书刊刻，发起《四部丛刊》这一标志性古籍整理工程，这些均在时代文化背景下铺陈开来。在个人学术方面，缪荃孙编刻了《烟画东堂小品》《荛圃藏书题识》等。作者通过对日记、书信、序跋、题识等大量未公开文献的细致考辨与深入研究，揭示了民国初期缪荃孙为文化延续与学术传承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洪升先生二十年深耕于缪荃孙研究，以“考镜源流”的朴学功底完成史料爬梳，在严格的考据基础上展开文化阐释，实现了个体与时代的对话。《缪荃孙年谱长编》不仅是对缪荃孙个体生命史的精准记录，更是对晚清民初文化变革的透视，具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