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乾隆朝金川战争问题的认识

    ■刘小萌

    《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语出周顷王之子刘康公。将“兵事”与“祭祀”并列，反映出春秋时期政治家已深刻认识到，战争同祭祀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孙子兵法·计篇》开门见山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军事家孙武将战争的作用提升到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高度。

    清朝乾隆年间爆发于川西北地区的两次金川战争（1747—1749年，1771—1776年），特别是第二次金川战争，以其规模大、持续时间久、耗费银两多，不仅在当时震惊朝野，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惠敏著《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双重奏》一书，以《清高宗实录》《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官书为依据，以《金川档》《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档案史料为基础，结合前辈学人在川西北嘉绒藏区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作者多次前往战争发生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获得的口述资料、图像资料、未刊地方文献等，从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双向互动的视角，统筹兼顾交战双方，重新探究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以期揭示大小金川土司为代表的嘉绒藏族文化观与清王朝所倡导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探究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的多重原因，考察清廷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弊端，及其较强的调适能力和运转效率等方面，加深、丰富了学界对乾隆朝金川战争问题的认识。

    正如该书作者博士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定宜庄教授在《序》中所言：“这不是一部简单的书稿，皇皇50余万言，已经显示了它的厚重。而作者选择的主题，其难度之大、涉猎之广姑且不论，单是那些冷僻诘诎的词汇，就让人即使仅浏览一过，都颇耗心力。”“这部成稿，已经在她当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当前诸多博士论文未经认真修改就急于出版的情况下，能像她这样潜心钻研，广搜文献，再做田野，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再成专著的年轻学者，已经颇为难得了。”2009—2011年期间，我先后参加了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对该书主要研究内容早已熟悉，但通读该书后，深感意外之余，亦为惠敏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厚积薄发、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感到格外高兴。该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超越传统叙事范式，充分利用多重史料将大小金川所在的嘉绒土司地区作为整体考察对象加以探究，摆脱以往单就金川战争谈金川之窠臼。史料充备程度和来源多样化是“旧题新探”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已如前述。有了丰富的档案文献和可观的田野资料还不够，如何利用好这些珍贵史料、有效阐释问题才是研究得以推陈出新的关键。该书第一章《嘉绒诸部与西藏的渊源及其秩序认知》和第二章《金川土司的由来及其与藏区和内地的联系》，深入剖析清代川西北嘉绒地区与藏区和内地的多重联系及其侧重点，重新审视“嘉绒土司—川省地方官员—清朝皇帝”之间的互动关系，经由实证分析，指出清廷和两金川部落土酋因为各自立场不同、文化认知差异，在看待这一关系架构时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这也是乾隆朝金川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

    其二，秉持统筹兼顾交战双方的研究态度，努力展现既往研究中处于相对“失语”境地的应战一方。书中采用大量篇幅，征引了丰富的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土司治下的地方社会结构、部落经济、独特的地形地貌、恶劣的气候条件、与内地判然有别的社会风俗习惯、笃信苯教氛围下的多元信仰世界和复杂的社会面貌等问题，使读者得以清晰地理解清军面临的是怎样的作战对象，清廷面对的是怎样强悍好战的边徼部落。其中令人印象深刻且不无启发的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涵濡的乾隆皇帝，因对土司和土民热衷于“放夹坝（劫掠）”，视对外抢劫获得资源为美德而感到气愤难解，不惜武力征讨，以期“早靖蛮氛”“宁谧边疆”，而年轻好战的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则将组织属众与清军对抗视为难得的“放夹坝”良机，这无疑导致了金川战争的一再爆发。

    其三，力求以多元视角重新诠释金川战争。该书尝试改变长期以来仅从国家层面出发凸显战争宏大历史意义的单一研究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清代官书记载的与金川战争有关的钦定“历史记忆”，力图让读者既可借助官书、档案文献认识到清廷不得不派兵进剿的复杂原因，又能借此深入理解金川土司一面不断呈递禀文“投降”、一面积极组织土民“抗击”清军之“狡黠多变”。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如何看待战争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论题，但是金川战争确实起到了打破国家与边疆部落之间地理区隔、促进内地与边徼地区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的作用，为考察王朝国家与边徼部落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提供了契机。不过，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以嘉绒族群文化与儒家政治传统的冲突为核心，深入探究清军久攻不克的主客观原因（如地形地貌、战碉、气候等对清军的阻遏，土司社会的组织韧性、山地作战适应性差异、绿营官兵怯战且将帅不和等）、阐明交战双方之间的显著文化隔膜，以及持久战考验下的清代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弊端，及其调适能力等重要问题。

    其四，基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充分考虑战争双方的不同立场、认知、目的，对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分别进行再评价，并就存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度反思。此乃“以史为镜”之具象化。毋庸置疑，这对维护当地多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借鉴意义。要言之，承认边疆民族在语言、信仰、习俗、文化心理等层面与内地迥异，并且深刻理解这一差异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加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部涉及众多问题的学术著作，难免有不足之处。除了定宜庄教授指出的“总体来看，这部书当然还谈不上尽善尽美，有些地方不免操之过急，还有的地方由于作者的不熟悉而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涉及到宗教和军事等方面”，还有诸如对魏源在《圣武记》中写到大金川祖上跟随清军征讨西藏羊峒（案：此部落在今四川省九寨沟县）立功获封土司一事未加辨析便引用所带来的乖误、少数征引书目未列入参考文献的瑕疵等。

    最后，借用定宜庄教授的话作结，“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并不在于尚存在多少的错误和不完满，更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能否给予人们启发、引起人们更深一步的思考，甚至于引起批评和争论”，“这部书，我想是做到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