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辛弃疾

    ■顾钧

    历史上的大作家往往都是内涵丰富的复杂存在，而我们的认知由于深受流行观点的影响，往往把他们简单化标签化了，甚至沉沦于固陋而难以自拔。这就需要经常读一点见解独特的新书，从而激活头脑，与时俱进。

    宋代词人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1140—1207）历来被尊为豪放派的旗手，与他的济南同乡、婉约派领军才女李清照（号易安居士，1084—1155？）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向得到极高的评价。在豪放派中，他的地位甚至高于苏轼。清代山东籍大文学家王士禛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花草蒙拾》）合称“二安”，是故乡的骄傲。

    表达抗金报国、恢复故土的强烈愿望，乃是辛弃疾词作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内容，长期以来，他的标签一向是豪放派的爱国主义词人。但是如果我们多读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流行的刻板印象未必能够全面概括其人。试看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此词作于他被迫闲居于江西带湖之时。南渡近三十年来，辛弃疾一心为国建功立业，到如今两鬓斑白了，美好夙愿仍未能实现。词中形象地描绘出梦境中抗金部队的壮盛军容和豪迈意气，抒发了一片英雄的壮心。“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二句，无疑是其中最激昂的警句，对此常见的解释是：“‘天下事’，指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大业；‘生前身后名’，意谓生前死后都留下个为祖国、民族建立不朽功勋的美名，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这两句道出了英雄的理想，大功告成的喜悦，使词的感情沸升到最高点。”（《宋词鉴赏辞典》）这样来看当然有道理，但是否还有别的解读呢？ 华裔美国学者连心达认为，“词人实现‘君王天下事’的希望当然有其历史方向：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领土尚未收回。但是，当他告诉我们，他期望通过这项成就赢得不朽的声名时，我们感觉到该词明显地透露了词人的勃勃雄心，而不只是表达了爱国情绪。”（《狂与傲》第121页）

    这样来读辛词，应该说别具只眼，很有启发。爱国主义、英雄之气的确是稼轩词的特色，但还不是他的全部。连心达研究辛弃疾的英文专著The Wild and Arrogant:Expression of Self in Xin Qiji’s Song Lyrics出版于1999年，最近刚刚推出了中文版——《狂与傲：辛弃疾词中的自我表达》（刘学、朱晓烨译，华文出版社2024年12月版）。拜读之后，感觉豁然开朗，激活了思维，原先几乎定型的辛弃疾形象在我心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连心达看来，辛弃疾的“勃勃雄心”，或者说爱国情绪中所夹杂的个人欲望不只体现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此外还有其他多处例证，其中最显著的是《一枝花·醉中戏作》的上片：

    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黄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百计千方久。似斗草儿童，赢个他家偏有。

    “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是非凡的军事壮举，“百计千方久”是杰出的智识才干，已经很好了，但辛弃疾认为还不够，人的价值还需要“大如斗”的官印来证明。对此连心达分析道：“可能词人也意识到闪亮的金印带来的滑稽感和近乎粗俗的效果，因为他的词题似乎在进行开解：‘醉中戏作。’我们不可能分辨该词是否真的作于饮醉之后，然而其作品中相当频繁出现的金印意象——同他的作品中其他官员身份标识一起，如金鱼袋、玉带、紫绶带等——令我们相信，这对辛弃疾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其他诗人对此避之唯恐不及，往往表示多么鄙视功名时，辛弃疾却毫不羞愧地谈起它们。”（《狂与傲》第87页）确实，辛弃疾从不刻意掩饰自己想做官，想做大官的意思，他曾明确表示“功名本是，真儒事”（《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但这样的表达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原因大约是认为这样庸俗的动机玷污了高尚的爱国主义和英雄品格。

    实际上这样的视而不见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为什么要强迫辛弃疾只能背负公共生活的道德责任，而不允许他表达个性的、私密的情感呢？ 连心达绝不否认辛弃疾的爱国主义，但就自我表达而言，他认为辛词更显著的特点是无法抑制的情感冲动，是狂傲形象的充分展示。“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一枝花·醉中戏作》开篇的两句就是词人毫不掩饰的自我褒扬；此外如“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等等。最具冲击力的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就在这首《贺新郎》的上片，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表面上是说青山和我互相欣赏，实际上这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拟人手法的运用，而是词人借青山之口来赞美自己，以青山为媒介，他的自尊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连心达在分析这类表达之后指出：“作为自我中心的抒情主人公，他是一以贯之的。无论其人生是起还是伏，他总是想要整个世界都敬仰他，聆听他，并且理解他。”（《狂与傲》第149页）换句话说，辛弃疾相当骄傲，相当“自恋”，但丝毫不引起反感，因为无论他怎么自我表达，总是带着赤子般的坦诚，读者被他的狂傲震慑、激荡，最终被他的个人魅力深深吸引。

    有比较才有鉴别，在《狂与傲》一书中连心达将辛弃疾同屈原、陈子昂、卢照邻、李白、苏轼、周邦彦、姜夔等作家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比较，在广阔的视野中更清晰地揭示了辛弃疾其人其作的特色。在与李白做比较时连心达写道：“在中国诗歌史中，仅有一位诗人的自负程度可与辛弃疾比肩，那便是李白。但由于李白以‘谪仙’自居，笼罩他的浪漫乃至俏皮，使得他更像方外之士，从而减轻了其挑战既有秩序的态度对老传统的威胁。辛弃疾却是太关心现世的凡人，胸中有太多磈磊。他身处现有道德政治结构中，却从体制内部发起了反叛。他是儒家传统中桀骜不驯的人物。因而，其性格特质中的每个姿态都意味着对儒家自我观的挑战。”（《狂与傲》第171页）儒家的“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和辛弃疾格格不入，辛词情感之强烈和表达之率真，在南宋文坛难有其匹，就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它更接近于明末清初文学思潮所倡导的品质，金圣叹所谓“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鱼庭闻贯》）、沈德潜所谓“情至文生，不能自已”（《说诗晬语》），可作为概括部分辛词的恰当表述。就其奔放不羁的自我表达而言，辛弃疾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

    辛词中抒情狂傲的自我形象和个人情感冲动毫不掩饰的表达方式，通过连心达细致深入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出来，这是《狂与傲》一书的价值所在，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辛弃疾，并且提示我们，辛弃疾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大作家往往是相当复杂的，辛弃疾自不例外。试再举一个例证来看，他原是一心北伐，词作中也是激昂慷慨的，但在实际行动时，他主张瞻前顾后，深思熟虑，坚决反对草率冒进，此意最佳地体现于《永遇乐·京口北固楼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其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几句批判的矛头直指当年北伐惨败的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赞成北伐的大臣很少，大抵认为不可行，但最高当局的头脑一发热就挡不住了。等到大败亏输以后，刘义隆作自我批评说：“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南史·宋文帝纪》）从先前的信心满满，到此刻的坦承过失，宋文帝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战争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一厢情愿的意气之盛千万不能草率轻易地转化为决策和行动。辛词中批评宋文帝的失误非常深刻，“草草”乃是一切决策的大忌，尤其是用兵的死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乃是不可跨越的红线。辛弃疾绝不把浪漫主义的豪情简单地化为政见，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老谋深算，而完全没有了狂与傲的踪影。辛弃疾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任何向度的简单化都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人其词。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