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写给大家的上乘之作

    ■张鑫

    2016年孟子研究院举办“《孟子》七篇解读”讲座，邀请陈来先生领衔的七位专家学者通篇解读《孟子》，其中梁涛教授负责主讲《万章篇》。讲座结束后，七位专家细批薄抹，精益求精，对讲稿进行了细致修改，于2018年出版《〈孟子〉七篇解读》。如此算来，《乱世的抗争：讲给大家的〈孟子〉》（广州出版社2024年出版）距梁涛教授上一部参与合著的解读《孟子》的作品已过六年，而距其独著的《孟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已达十四年之久。

    作为孟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梁涛教授2013年受聘为孟子研究院秘书长，得益于这层机缘，我和孟院同仁能时时向梁教授请益。我们每每发现梁教授在充分占有孟子与孟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此前同样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自然这背后也应蕴含着新的治学方法，因此便非常期待梁教授能够全面梳理这些观点，对《孟子》做出他最新的系统解读。《乱世的抗争》作为一部饱含梁教授近年来研究心得的著作，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解读孟子思想向来有两种基本方式或者说进路，一种是按照《孟子》文本的章节顺序，逐字逐句地进行诠释。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以及今人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都是以这种方式注孟、解孟的经典著作。另一种则是对《孟子》的章节进行重新编排，按不同主题对孟子思想进行集中阐述。在现代研究范式的要求下，今人对孟子的研究往往循此路展开。两种进路各有优势和所长，前者顺遂《孟子》文本，以平铺的方式，将孟子思想作横向呈现；后者则调适《孟子》文本，以直贯的方式，纵深发掘孟子思想的不同面向。借用“十字打开”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两种解读《孟子》的方式也相辅相成为一个“十”字，从不同维度对孟子思想进行诠释。

    如果说《孟子解读》与《〈孟子〉七篇解读·万章篇》是以第一种进路完成的，那么《乱世的抗争》无疑就是梁涛教授按照时间和思想的线索以第二种进路完成的对孟子思想的纵贯解读。由此，梁教授也以其精深的理论素养和独到的识见完成了他对《孟子》的“十”字解读。作为由专题讲座整理而成的作品，《乱世的抗争》条分缕析，析理透彻，读来酣畅淋漓，不仅集中展示了梁教授这些年来在孟子与孟学研究领域的精彩之见，而且金针度人，向读者展现了宝贵的治学经验与方法，可谓是近年来解读孟子思想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细细品之，该书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留意体会。

    一、知人论世，史思结合

    “知人论世”是孟子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孟子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在孟子看来，研读古人的诗、书，必须对古人的生平行状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惟有如此才能全面理解古人于诗、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对此，徐复观先生曾论道：“每一个人，皆生于时代（世）之中，人的价值乃在时代中形成，亦须在时代中论定，否则人不是具体而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存在’。”

    对于人物个案的研究，知人论世早已成为一条必要原则。解读孟子思想，梳理、了解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孟子的生平、《孟子》的成书以及孟子历史地位的变化也就成为“必选动作”。《乱世的抗争》的突破在于，其将《孟子》中所记孟子之言行按照时间线索对应到了孟子的生平活动中，不仅向读者展现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孟子，同时又揭示了孟子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还原学说与其生命历程的关联性。换言之，知人论世在该书中并非简单地交代时代背景，而是试图通过生命主体与历史语境的融合，实现对孟子思想的立体观照。

    举例而言，在孟子“四端说”提出的时间问题上，梁教授通过考察孟子的生平活动，推测其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328年，也就是孟子第一次游齐期间。其认为孟子早期曾受到重孝派思想的影响，例如，匡章的父亲杀死自己的妻子，并将其埋葬在马厩，不论当时的法律、习俗如何，匡章父亲的行为都不符合儒家的仁爱原则。匡章以善相责，应当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从维护人伦的角度出发，却认为匡章的行为伤害了父子之间的感情，是不恰当的，这就说明此时的孟子更多地是从亲亲的角度而不是从恻隐之心的角度来理解仁。

    这一结论对正确理解孟告之辩有着重要价值。学者解读《告子上》前四章孟子与告子的辩论内容时，大都会运用“四端说”来理解孟子的观点。然而，如果孟子第一次游齐期间尚未提出“四端说”的话，那么解读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也就不应从“四端说”的角度出发，因为孟告之辩就发生在孟子第一次游齐之时。从时间线上讲，孟告之辩恰恰是孟子提出“四端说”的外在诱因。梁教授此说，发前人所未发，非对《孟子》之精熟者，其孰能与于此？

    全书十七讲，梁教授用四讲——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描绘了孟子生平活动以及思想发展的图谱，其中既有史学家的扎实考据，也有哲学家的细密思辨，在知人论世中体现出史证与哲思的互相结合，使全书论析深入，发人深省。

    二、问题意识，理性精神

    问题意识是阅读经典的最好向导。面对经典，运用思维的逻辑，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层层深入，逐一探究，我们也就置身经典之中，成为圣贤的“对话者”。这样的阅读，一方面使我们在客观之观照中对经典生同情之了解；另一方面，经典中的义理也在追问和反思中得以力透纸背与我们的生命相通相融。

    梁教授以往的著作，如《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等，行文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每一章，甚至是节，都是对一个主题整体性、完整性的论述，不需依赖其他部分即能够独立成篇。《乱世的抗争》在这一点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十七讲，十七个主题，也可以看作是围绕孟子思想展开的十七篇独立文章。这种著述风格自然使作者的论述更加紧凑和有力，但也意味着要有更加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推动行文。事实上，我们在书中确乎感受到了这种思维的力量。在每一讲，梁教授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析精剖微，传递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的治学态度。

    比如，对于井田制的研究，学者们往往依据《孟子》中有关“井地”的论述，认为井田制即便没有在历史上实行过，至少也是孟子的一种托古改制。但梁教授注意到孟子所使用的“井地”概念毕竟不同于“井田”，进而通过层层设问，仔细辨析，得出结论：“井地”同《左传》中的“井衍沃”、《周礼》中的“井牧其田野”一样为动宾词组，指划分田界，形成方形或长方形的面积。“井地”并非如赵岐、朱熹以来所理解的“古井田之法”，而是孟子为推行“制民之产”的仁政理想专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分配方案，与古代所谓的井田制不能混为一谈。

    不满足止步于此，梁教授又对三代有无井田或井田制展开进一步追问。透过对文献材料的爬梳剔抉，以及对殷周以来生产方式的详细考察，梁教授认为井田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非三代，是战国授田制背景下的产物。孟子的井地方案虽然可以看作是井田制的一种，但又与《周礼》所提的井田制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实质区别。前者是儒家仁政理念的落实举措，后者则吸收法家思想更近于授田制。这样通过层层推进，梁教授完成了对自己观点的论证，使井田这一古老问题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

    在问题意识的导向下，《乱世的抗争》全书透显出鲜明的理性精神。其不仅表现为敢于质疑传统观点、权威结论，还体现在对自身观点之建构的审慎态度上。在学界，梁教授素以发表新解新见著称，但阅读本书不难发现，对于自己的观点，梁教授实际上秉持的是谨慎立论的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始终坚持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所谓新解新见并非其刻意别出心裁，而是理性精神指导下的读书得间。

    三、纵横比对，方法自觉

    《乱世的抗争》是一部对孟子思想纵贯式解读的作品，但这种纵贯式的解读并非单线条径直而下，而是将孟子放到诸子百家、中西比较的语境之中对其思想的全面探究与审视。在纵横比对中，孟子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更能得以直观呈现，不足与欠缺也能够清晰指出。

    由于梁教授近来的学术重心转向荀子研究，故而我们看到他对孟荀展开了多维度的比较。在论及孟子的性善论时，作者指出孟子“道性善”将性作为人之为人之所在，通过对性的反省，确立人生信念，安顿精神生命，实现终极关怀，但同荀子的人性说相比，便显示出对人性幽暗意识缺乏深刻反省的问题。在论及孟子的知言为何没有产生深刻影响时，作者指出同荀子重视经验之知、逻辑分析相比，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因此没有总结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就此两例而言，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心善论相结合，才能构建起更为完备的人性学说；孟子的知言与荀子的正名思想相结合，才能够发展出儒学更为完善的认识论。正是基于孟荀有互补的需要和可能，梁教授才提出了“统合孟荀”的观点。

    如果说孟荀之间的比较重在为发展新儒学探索路径，那么将孟子思想与西学比较则突出的是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如在论述孟子的民本思想时，作者将其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两相对照，指出雅典的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保证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民本则主要是一种政治理念，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价值主体，两者都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通过借鉴民主制中的公民权利思想，讲民本而非君本，讲自本而非他本，古老的民本说可以焕发新的思想活力。此外，作者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等人的思想学说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这自然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作者对中国的思想家同样是世界顶级思想家，完全能够与之“对话”的文化自信。

    不光传世文献，梁教授亦十分注重出土文献，在书中自觉运用“二重证据法”，综合新旧材料，互相发明。比如，在燕王哙禅让的问题上，作者就综合运用《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等出土材料和《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论证出战国前期曾出现宣传禅让的社会思潮，儒道墨法诸家都曾参与其中论证禅让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史实，从而合理地说明了燕王哙禅让是受这一思潮影响而进行的具体政治实践。由此，对《史记》中的有关说法做出修正。

    梁教授在纵横比对中，对于孟子思想采取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公允态度，延续了其一贯的理性精神。这也使得本书能够在温情与敬意、批判与反思之间保持平衡，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四、雅俗共赏，深浅相成

    梁启超先生讲：“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从这个意义上看，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肩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今天，其中之一就是搭建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对话桥梁，使经典从书斋走向大众，推动学术研究与传播普及相融并进。这就内在地要求学者在学术性与通俗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

    作为由讲座整理而成的作品，梁教授以简洁晓畅的语言、形象生动的事例将孟子思想娓娓道来，学术之严谨与通俗之活泼兼而有之，确乎做到了雅俗共赏、深浅相成。如果说，副标题“讲给大家的《孟子》”中的“大家”首先是就“受众端”而言的，指广大喜爱《孟子》、爱好儒学的群众。那么，如果从“供应端”的角度来讲，该书也为学者们如何做好儒学的传播普及工作做出示范，因此，这里的“大家”当然也可以指学术大家。

    孟子强调人有恻隐之心时举到“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如果将此看作是对人性为善的证明，那么我们也可以举出许多人性为恶的例子，如何正确理解这点，向读者讲明白其中的意涵，就变得很关键。梁教授指出，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显然是不能靠有限举例来证明的，他认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不是“证明”而是“示例”，孟子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在相同情境下也会生怵惕恻隐之心，进一步反省到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经历，从而洞见到善性的存在。梁教授的这番解读可以说，一方面准确还原了孟子的真实用意，另一方面简洁明了地将孟子性善论的致思理路传达给读者，饱含学理又通俗易懂。

    此外，梁教授在书中还善用生活经验将抽象的哲学概念、理论转化为生动浅近的身边事儿、口头理儿。解读孟子的浩然之气，就必然涉及中国哲学中“气”的概念，为了说明古人所讲之气也指涉精神活动，梁教授举了父母教育子女时通常说“人活着就是要争口气”、人骂不肖子孙通常说“不争气”等例子，让读者瞬间进入一种鲜活的语境，从而对“气”的内涵有直观之了解。

    纵览全书，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理性精神与温情敬意，围绕孟子思想，梁涛教授深入中国经史传统的同时又放眼东西文明，在更为宽广宏大的历史文化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间独立不惧、体大思精、兼善天下、乐天知命的孟子。韩愈曾讲，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那么求观孟子思想当从何始？ 今天我们不妨由《乱世的抗争：讲给大家的〈孟子〉》一书而入。

    （本文作者为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