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与徽州刻书

    ■李贤

    亚东图书馆是私营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曾是《向导》的印刷、发行地，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还是现代文学发轫期、发展期刊物的印刷发行地。徽州刻书起源于唐末，分为官刻和家刻，其最初生产目的“在于图书收藏和文化传承”。在数百年发展中，徽州刻书秉承这一理念参与时代文化的传播，即近代出版业发生之前，徽州刻书在文明传承、文化传播、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的意义类似今天的传媒业。

    从内容、形式看，徽州刻书业的流程与今天的出版业相似，所做书籍以经典文献、文学作品为主，以征订、书坊的形式售卖；从生产方式看，以时代的文化政策为指导，以读者的阅读习惯为导向；从活动范围看，“有徽商的地方就有徽商家刻，巨资延请学界名流参校刻”，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同时代其他类型的刻书“不仅资金大多数来源于徽商，更依靠徽商丰富的藏书”。相关研究文字记载：“全国献书五百种以上的四大家：汪、鲍、范、马，除范氏天一阁主人系浙江宁波人外，其余三家均系皖籍徽商”；从社会影响看，通过“刻书”这一具体的活动建立了不同地域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相互了解的场域，实现了两种语境文化的交流，他们在经济文化活动中心的城市、港口开设书坊，藏书丰富、技艺精美、请名师名家点校、对刻书的版本要求高、讲究版式设计；每当新的、流行的读本出现时，他们不惜重金购买版权。

    徽州刻书原本有官刻，清后期以私刻和坊刻为主，这一刊刻模式恰好给予了其转变的生机和活力，“作为传统出版业另外两大支柱的私刻和坊刻，则显示出一种平缓式的衰落；虽说民间刻书式微的趋势已无可避免，但作为一种存在有千年之久的出版形态，一时还不会走向生命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刻和坊刻因为依托于民间，更具有强劲的生命韧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徽州刻书行业一部分在竞争中衰落，一部分依托于民间转化为现代的出版，参与了时代文化的更新过程。徽州刻书的工艺和以商业为目的发展理念顺应了这一转变的潮流，并跟随时代潮流实现了自我转型，它原有的刊发流程与审美习惯等对近现代图书出版有借鉴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而儒”的绩溪人汪孟邹，从私刻、坊刻到初具规模的地方图书社（1903年芜湖 ），再 到 亚东图书 馆的成 立（1913年上海），汪孟邹在这一过程中从学人变为徽商又成为现代的出版人，原本有旧学功底的他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但这些并未改变他“商”的身份，“余于民国二年与师友创办上海亚东图书馆，随后 师友自行退出，亚东遂为我个人所经营”。新文学发生之前，他参与了《安徽俗话报》（1904年）、《安徽白话报》（1907年）和《新青年》的创办刊发；新文学发生之后，他参与了新思想、白话文、新诗的传播，例如，《建设》《少年中国》《新潮》等都与亚东有关联。出版、传播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生产机制看，属于外部环境，似乎并未直接参与到新文学的创作，甚至可以说它的参与有一定的商业动机，但这些并不妨碍它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和文学史上所起到的作用。

    关于亚东图书馆与胡适、陈独秀渊源的研究已有不少定论，从地缘关系来说，胡适与汪孟邹都属绩溪，陈独秀与汪孟邹相识较早，交情也更深，亚东图书馆的知名编辑汪原放亦是绩溪人。比较一致的共识是：亚东图书馆的创办源于陈独秀的主意。以“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为出版理念的亚东图书馆为新文学酝酿阶段提供了文化思想交流的空间、出版的渠道。除了《新青年》由其编印出版之外，很多对当时有重要影响的期刊报纸差不多都有亚东图书馆的参与。他们以“高尚”的书代替了“新旧”文学的论争，从其五四时期出版发行的书刊来看，除了《新青年》《新潮》，还有新文学作品集的出版，在胡适的诗集刊出后，郭沫若、田汉、宗白华、汪静之、蒋光慈等一些年青作者的作品均有出版。有西方文艺思潮方面的，也有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是版本的选择还是编校水平都深得时人赞赏。亚东图书馆是“旧文学”的荟萃地也是新文学的宣传地，见证并参与了新文学作品的传播，史料记载了它在五四期间的重要价值，参与时代变化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早期徽州刻书“图书 收藏和 文化传承”的宗旨。一面关注文化热点，一面有明确的文化传承意识，它在古典小说和出版方面的精湛深受新文学先驱的赞誉。徽州刻书是传统的出版方式，也是实现他们文化爱好的综合载体，包括了笔、墨、纸、砚、书、画、文等商品种类。徽商的文化活动原本就是由物质交流向文化交流转变的自觉行为，既是功利的，又是非功利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物质文化类商品交流，与以仕途为目的的文化产品交流体现了其功利性的一面；然而，商业主义下的文化活动又是接近、触摸时代心声的直接方式，是时代的镜像，这种文化功能对徽商而言是无功利的。“贾而儒”实际上是“先贾而后儒”，徽州刻书的发展轨迹呈现了这一特征，也正是这一特质使它保持了与时代文化较为密切的联系。亚东图书馆在图书收藏、文化传承、文学传播方面的活动奠定了它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徽商文化活动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