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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宜庆
1927年5月9日，北京大学教师黄文弼以考古学者身份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徐炳昶为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为瑞方团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野外生活。历时三年四个月，进入内蒙古草原戈壁、新疆大漠盆地考察，运回采集到的古物80多箱，于1930年9月返回北平。黄文弼西北考古获得极大成功，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赢得世界性的荣誉，成为蜚声国际的考古学家，被誉为“新疆考古第一人”。
北大《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情形报告》
黄文弼回到北京后，受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和北平学术界的隆重欢迎。1930年9月21日，他在母校进行了题为《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的讲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主持了讲演，致辞中称：“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
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点评说：“我国科学的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才经济及环境，均有种种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已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七年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于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功。至于以后应如何继续努力，尚应研究进行之策。”黄文弼的成功使得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考古界获得极大鼓舞。
黄文弼在北大欢迎会席上演说，按照时间和考察路线讲解。本次演讲大纲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0年第2卷第3号。全文后以《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情形报告》之名刊登于《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4期，概述了“由内蒙古至哈密”“乌鲁木齐至阿克苏”“沙雅至于阗、喀什”“吐鲁番至罗布泊”的考察经过和主要发现。
黄文弼在演说中，讲了在库车的考察经过，在库木土拉千佛洞考察获得印度文书；“在轮台库车间戈壁中踏查发现古城古址，为外人所未至者，无虑十数，以及山川河流之方位移徙，详具余著考查记中”。
讲了从沙雅到于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经过，勾起了在座师生的关切和神往。黄文弼到达于阗后，又沿着克里雅河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喀拉墩遗址，并讲述其后的考察路线和发现：
于阗北沙漠中之古迹，此次路线太长，故旅行踏査之时间多，而工作时间少，然在于阗北之大沙漠中，曾觅得一古迹，掘获泥佛像九十余件，及残纸少许，文字不同于印度，疑为吐火罗文字。叶城附近之古址，在叶城东二十里许，地名拉一普，陶件铜片甚多，区域颇为广大，余在此拾有铜钱百余枚，其文字类土耳其，同时拾有宋咸平天禧崇宁钱，则缠族入新疆之时代，藉此可得一假定也。巴楚缠名马拉巴什，其北一站地，中国人呼九台，缠名托和沙赖，有古城分建于秋鲁克塔克之南麓，工作二日，掘获古物两箱，泥像木器为多，残纸亦有少许，要皆为印度之文书也。
这段讲演稿中提到的缠族，即维吾尔族；缠名托和沙赖，即维吾尔语托和沙赖。1934年，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成立，该会呈请将族名恢复原名。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及新疆省政府发布关于将“缠族”名称改为“维吾尔族”的通令。通令中写道：“缠族自汉唐以来，散处于天山以南者，派别颇多，名称亦极复杂。至满清中叶改建行省，始统称之为缠族。……经全体出席委员决定，改为维吾尔三字。所谓维吾尔者，以狭义言之，而维持吾族之意也；以广义言之，并含有维持吾国之义。”
女师大《天山南路大沙漠探险谈》
黄文弼在北大的这次演说之后，各大学邀请黄文弼做学术讲座。《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30年9月），刊登了黄文弼在女师大的讲演稿《天山南路大沙漠探险谈》。
在这篇讲演稿中，黄文弼谈了四大要点：（一）大沙漠之位置；（二）大沙漠之组成与形态；（三）旅行大沙漠应备之事项与时令；（四）余旅行大沙漠经过。
黄文弼在讲从沙雅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于阗时，谈到了沙漠旅行考察的四点经验。
第一点经验，用骆驼。他望着礼堂内眼睛里发出疑问与好奇的女大学生，说道，沙漠旅行必须要骆驼，旅行于山道，用驴马负重，托运行李；但在沙漠中旅行，必须用骆驼，而且是健康强壮的骆驼，用疲乏的、劳累的骆驼，则会出现严重的隐患。骆驼可以负重致远，吃饱喝足上路后，可以不吃不喝数日，不妨碍工作。
黄文弼用他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1929年3月底，他购买了14峰健康的骆驼，准备穿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又带了两匹马，进入沙漠。沙漠旅行六天后，他发现不应该带马匹，多此一举，后悔莫及。马匹不能像骆驼那样负重，在沙漠中行走，寸步难行，还要消耗很多水。沙漠探险用骆驼，不是旅行者骑乘骆驼。在沙漠长途旅行，必须步行，翻越沙山沙丘。骆驼的三分之二用于驮运生活必需品等物件，三分之一为空驼，用来轮换，以防骆驼太累了罢工。旅行者和骆驼一起跋涉沙漠之中，可谓同甘共苦。
第二点，组建沙漠旅行团队，要有两名科学家，在沙漠旅行中互相帮助，带本地猎户两人以上，至少一名劳力，一名向导。组建成至少6人的团队，才可以进入沙漠探险。
第三点，计算饮料与口粮，定时定量，由队长支配，按日授粮，不可浪费。队长要有绝对的权威和坚定的意志，否则，整队都有可能覆亡沙漠。
第四点，宜在冬天。黄文弼说道：“盖沙漠之中，春秋多暴风，夏日毒热，万不可行。惟在冬天，气候既和中，且有冰雪，人可冰，驼可食雪，步行亦不费力，且可减少饮料。故东西游历之士，旅行沙漠，多在冬天。余在于阗河时，当五六月间，至于阗河末流处访一古城，因饮料用尽，几受生命危险。有两土人当受毒热，病不能行，时伏行沙上。虽勉强到水头，仍然病卧三日方起。此余不遵时合所致也。以上数者皆为旅行沙漠所必具之条件，若普通人从未有穿行此广大沙漠也。”
在清华燕京的讲演
1931年2月出版的《罗布淖尔与楼兰》，收录了黄文弼的两篇讲演词，一篇是在清华大学的讲演《罗布淖尔之移徙与发现》，一篇是燕京大学的讲演《楼兰之位置及与汉代之关系》。
这本20多页的《黄仲良讲演词》，没有留下出版信息，也没有标注在这两所大学的讲演的具体时间，推测为1930年10月中旬。依据是1930年10月14日出版的《华北日报》，刊发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华两讲演》：“清华大学于十月十三日 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特请新自新疆返平之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黄文弼讲演，讲题为《新疆土人之生活》。”另一次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自然是《罗布淖尔之移徙与发现》。
在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的讲演，笔者判断，讲演之前，就写好了讲演稿。这些稿子，学术性较强，在罗布淖尔考察的基础上，征引史书，进行考证分析，符合黄文弼的行文风格。这两次的讲演稿，在后来出版的考察报告《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可以找到，已经融入这部考古学巨著中了。
1930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黄文弼讲演稿《新疆民族之分布》。在“讲演录”栏目编者按中，编者写道：“本校前请黄文弼先生讲演《新疆民族之分布》，兹由黄先生送来讲演稿，特为披露于左。”这篇讲稿，还刊发在《民间》第一卷第十四号（1931年8月29日），后来收录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一书。
黄文弼北大先后两次讲演，女师大一次讲演，清华两次，燕京一次，由此可见，西北科学考查团载誉凯旋，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各大学的讲演邀请，黄文弼根据各校特点、听众学术水平，有针对性地拟定讲座题目，并预先写好讲演稿。
武汉《二千年前古冢内腊尸与汉简》
黄文弼，字仲良，湖北汉川人，他的家乡湖北自然以他为荣。1931年2月中旬，黄文弼应湖北省教育厅之邀讲演，讲题为《二千年前古冢内腊尸与汉简——西北科学考查团员黄文弼谈在罗布淖尔发现古迹之详情》。在这次讲演中，黄文弼首先对罗布淖尔地名释义：“罗布淖尔是蒙古话，蒙古呼淖尔为海，罗布是地名，原于唐之纳缚波，古时或又称为泑泽，与盐泽、蒲昌海、牢兰海，皆一地而异名。”黄文弼在去罗布淖尔考察前，正在吐鲁番雅尔湖附近的古墓群发掘，当他听到“罗布淖尔之干河已有水”，当即决定去罗布淖尔探险。“以前所认为无滴水寸草之沙漠，今则汪洋浩瀚，青草馥郁，时阻余之途径。”黄文弼到罗布淖尔本想考察楼兰古城，被大水阻拦，于是在罗布淖尔北岸考古，在一古墓中，发现木乃伊。黄文弼在讲演中详细描述发现木乃伊的场景，现场观众聚精会神，跟随他到了考古现场：
以毛织品包裹之腊尸，头戴毡帽，高十英寸，上形尖锐，帽系红毛索六七股，垂络唇颚，似防烈风之摧折者，帽内尚有红毛索编织成之帽胎。头发截断，下披两肩，额部及两眼有红绿色表现之条纹，以为美观。两耳穿孔，尚有毛索遗质，以备系耳珠之用。当时妇女之装饰，由此可以得其崖略。在其头部，尚有其平日所最喜爱之用具，即芨芨草篓，外涂朱漆，死时即以此殉葬焉。次去其包裹之毛织品，即呈露其赤条条之身体，经硝盐之蒸灸，各部骨骼以坚硬之皮肤团结，致永久保存其原形。两手下垂，下围以毛织有彩色之长带，带须垂布至腿，足履皮靴，毛里而皮外，身作绛色，骨骼已结为僵质，击之作木声。
在罗布淖尔发现木乃伊，是西北科学考查团惊人的发现。黄文弼根据墓葬冥器以及散布的遗物，做出判断：“皆可确定其在两千年前也。”其意义在于“使吾等尽量的了解于当时土人生活”。一具女性腊尸，传递出诸多丰富的历史信息。
黄文弼这次到罗布淖尔考察，最重要的发现是汉简。黄文弼发现了土垠遗址，他初步判断是汉代的烽燧遗址，在其中挖掘出汉简：“出木简数十枚，墨书草隶，长八寸、宽三分，有黄龙、元延诸年号。盖黄龙为汉宣帝年号，元延为汉成帝年号，距今皆几及二千年。”此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都在楼兰古城挖掘出木简，但都没有黄文弼发现的木简年代久远。除了汉简，“在此芦苇堆集中发现朱漆羽觞一件”，古代之炬，百余枚五铢钱等文物。
黄文弼回湖北，在湖北教育厅做的这次讲演，吸引了国内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大公报》《世界日报》《京报》《华北日报》都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稍后报道，由此可见，国人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关注。
黄文弼在武汉，还应武汉大学的邀请，讲演西域故国探险经过。1931年3月20日，《民国日报》刊发消息：“中央汉口电：西北科学考察团员黄文弼十八日下午在武汉大学讲西域故国探险经过，并放映幻灯。”
第二次蒙新考察归来的讲演
1933年9月，黄文弼以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随斯文·赫定带领的汽车公路考察团入新疆，历时一年两个月。这次组建的团队被称为“绥新公路察勘队”，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延续。1934年10月，黄文弼返回北平。
黄文弼返回北平，应北平各大学邀请，在多所大学进行讲演。
1935年3月8日下午7点30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考古家黄文弼应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之请讲演，讲题为《第二次蒙新考古之印象》，听众为“该院全体学生及校外听众三百余人”。讲演在该校大礼堂进行，由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主持，开场介绍完毕，“黄即于掌声雷动中登台”。
黄文弼在这次讲演中，概述了两次进入蒙新考察的经过。他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边播放幻灯片，边讲解，把现场听众带入戈壁、大漠，而黄文弼踏查、发现的古代城市、古代烽燧遗址，更让听众神往。
《华北日报》1935年3月9日的报道，详细记录了黄文弼播放幻灯片的内容，抄录如下：
幻灯映射之目次如下：（一）蒙地棚帐；（二）蒙地蒙古包；（三）蒙地旅行商队；（四）戈壁中之旅行；（五）居延河；（六）黑城；（七）黑城破房；（八）沙碛中之骆驼；（九）沙碛中之棚帐；（十）沙碛中之古塔；（十一）破塔；（十二）沙碛中之古址；（十三）古营垒；（十四）古坟；（十五）古道；（十六）哈密王坟；（十七）吐鲁番风景；（十八）三堡古城；（十九）雅尔湖古城；（二十）焉耆巴龙台；（二十一）焉耆河；（二十二）焉耆古址；（二十三）明屋之工作；（二十四）轮台；（二十五）库车街市；（二十六）库车肉市；（二十七）库车千佛洞；（二十八）壁画；（二十九）孔雀河；（三十）罗布海子之舟；（三十一）北岸古址；（三十二）干河旁古房；（三十三）土阜上之古址；（三十四）土阜上之古坟；（三十五）库鲁克山；（三十六）图胡拉克沟中；（三十七）迪化等。（后略）
《世界日报》1935年3月9日的报道：“由黄讲演，附以幻灯，说明蒙古人民之生活、西北各大戈壁之奇迹、旅行者之困难等，异常有趣，如讲故事一般。直至八时四十五分始散云。”
1935年3月18日晚上7点30分，黄文弼应中国地质学会之邀，在辅仁大学礼堂讲演，讲题为《新疆水道问题》。1935年3月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二十四年第一期）记录了这次讲演的详情：“到会者约八百余人，堂内几无隙地。黄先生年来两至新疆，对该省考古方面著述颇多，而于天山南路之水道变迁问题，尤具特识。讲演时并佐以幻灯，俾能予听者以清晰概念。讲演完毕后，为自由讨论，当时关于新疆各种情形，发问者颇多，黄先生均一一予以解答，散会已九时余矣。”
不唯黄文弼的考古，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行迹、动态，每一位团员的活动、科考的发现，都被报刊热烈追逐。西北科学考查团，对中国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等多项学科意义重大，他们的成就，可谓丝路绝响。借助民国老报刊的记录，隔着时空，有幸听到黄文弼讲演的声音，看到他留在蒙新大地上坚实的脚印，不由得对风沙之中新疆考古先驱黄文弼的背影肃然起敬。
“闪闪发光的英雄行为”
如何理解、认识黄文弼在新疆考古的贡献，正如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炳华所说，必须把孤勇者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壮举放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的特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当时，“中国文化西来”之类的殖民主义谬论甚嚣尘上。“黄老孤身只影，努力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启迪民智，让人们认识新疆是中国的西部边疆，是祖国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才可以理解他单枪匹马行走在戈壁、荒漠，希望可以进入楼兰，以宣明相关历史的追求，是怎样一种不能低估的、闪闪发光的英雄行为！”
黄文弼新疆考古留下“三记两集”（《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黄文弼讲演的声音和刻在沙漠中的著作，永远都不会被时间的风沙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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