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议“民族语文学”“东方学”和“中国古典学”

    ■沈卫荣

    在现代民族国家于欧洲兴起之前，欧洲人文学术和教化的核心是研究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即今之所谓“古典学”（classics，classical scholarship）。伴随着近代欧洲诸民族国家的先后兴起，欧洲的“民族语文学”，或曰“新语文学”“欧洲语文学”，如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罗曼语语文学（Romance philology，Romanistik）、英语语文学（English philology，Anglistik）、斯拉夫语文学（Slavistics，Slavic philology）、闪含语语文学（Semitic philology，Semitology）、芬兰语语文学（Finnish philology）等纷纷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tik，Orientalistics），或称“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东方古文字学）、“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等，也蓬勃兴起。从政治角度来看，它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产物，而从学术角度言之，它是欧洲“民族语文学”于东方的延伸和翻版。汉学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民族语文学”和“东方学”同时蓬勃兴起这股大潮中诞生的。

    “民族语文学”，顾名思义，它是一个研究单一民族的语言、文献、历史、宗教、文化和艺术等的语文学学科。例如，“日耳曼语文学”是一门专业研究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和文献，以及其历史、考古、宗教和文化的民族语文学、民族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学科。为了建构起自己民族的身份认同，界定其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欧洲各民族国家的语文学家们纷纷从对他们共有的古代文化遗产，即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的专注中游离出来，开始研究起自己民族独有的语言、文献和文化遗产，以和其他民族从语言、文化和历史等方面作出明确的区分。例如，日耳曼语文学开始于19世纪初年，起初它只是套用古典语文学的传统学术方法来研究日耳曼的“民族语文”，强调获取、收集中世纪早期的德语文本，对它们进行语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它是欧洲“中世纪学”（Mediävistik）的一部分。民族语文学开始时坚持古典语文学方法，以德国古典语文学家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的文本对勘、批评方法来处理中世纪的民族语文文本，拉赫曼本人即是从古典语文学转向日耳曼语文学的典型代表。但是，由于民族语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民族语言和文本，它从一开始就与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语言区域的现实的关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缺乏古典语文学的古典学术性质。例如，为了适应和契合当时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诉求，即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分裂成众多小邦国的德国塑造一种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日耳曼语文学很快就转向了对日耳曼文化在历史、法律、文学以及语言等方面于中世纪的表现形式的研究，渐渐脱离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轨道。是故，德意志语文学很快从对近代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演变为从事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式的研究。（Christoph Strosetzki，ed.，200Years of National Philologies: From Romanticism to Globalization，Palgrave Macmillan，2023，Preface，pp.9-13）

    萨义德 （Edward Said，1935-2003）曾将Leo Spitzer（1887-1960）、Erne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和Erich Auerbach等人列为欧洲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语文学家。其实，他们都不是像尼采一样的古典语文学家，而是近代欧洲的“民族语文学”大家。他们从事的是近代“欧洲语文学”研究，研究对象是但丁、巴尔扎克、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以及莎士比亚等欧洲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事实上，他们更应该被认为是近代欧洲比较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研究的大师。萨义德晚年倡导要回归的语文学或就是欧洲的“民族语文学”，而不是古典语文学的传统。（Ed⁃ward W. Said，“The Return to Philology，”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57-84）准确地说，被萨义德认为是近代欧洲伟大的语文学家的这三位大师都是“罗曼语语文学家”，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尝试反对将语文学作为一种学术工具，专门用于对民族/国家，甚至种族的研究，强调语文学更应该是一个普世的和人文的职业（参见Adi Efal，“Phil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Vol. II，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Disciplines，RensBod，Jaap Maat & Thijs Weststeijn eds.，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2，pp.284-285）。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对外的殖民扩张已经于19世纪达到了其全盛时代，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人文学术的主流依然还是古典语文学和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民族语文学”的影响力虽然不断上升，但尚未能够于欧洲学术体制内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独立的学科，“民族语文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很多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语文学学科成立的时间都非常晚。例如，虽然荷兰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荷兰学（Neerlandistiek，尼德兰语文学）的建立却开始于19世纪初，它的学科化（academiz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极其艰难、复杂，待最终建立起一个荷兰学学科，则已经到了19世纪末年了。如前所述，“民族语文学”的兴起并不是学术的推动和自然进化，而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和民族主义的动机。它不是对一个现存学科的专业化、规范化的结果，而是在古典语文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扩张。“民族语文学”建构的是一种综合了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应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大杂烩，它缺乏特别明确的和专业的学科性质。从学术方法上说，它最初沿用的是古典语文学，或者说德国语文学的方法，以整理和研究中世纪早期荷兰语文本为主要内容，但它不但难以担当起建构荷兰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任，而且在学术重要性上也难以与研究整个古代欧洲文明的古典语文学相提并论。而当荷兰学最终形成为一门研究荷兰语言和文学（Dut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的现代学科时，它就已经脱离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轨道，演变成为一门民族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学科（GertJan Johannes，“Dut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other‘National Philologies’］as an example of discipline formation in the humani⁃ties，”The Practice of Philolog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G2015，pp.37-52）。

    与欧洲“民族语文学”兴起同时，西方的“东方学”或者“东方语文学”也应运而生，后者既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产物，也是欧洲“民族语文学”于东方的延伸和翻版。众所周知，欧洲东方学的诸多学科最早都是由西方传教士们创立的，如前述蒙古学的创立者施密特是摩拉维亚教团Herrnhut兄弟会派驻卡尔梅克蒙古人中间的传教士，他的宗教使命是《圣经》的蒙古文翻译，由此催生出了“蒙古学”。其实，藏学的诞生同样如此，Herrnhut兄弟会派往拉达克的德国传教士叶斯开（Heinrich August Jäschke，1817-1883）和弗兰克是继乔玛之后为世界藏学的诞生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欧洲学者，而他们最初的使命是《圣经》的藏文翻译，藏学是他们完成传教使命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显而易见，蒙古学、藏学的诞生，得益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扩张给传教士们带来的便利。“东方学”的兴起直接受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推动。以往有人将西方藏学的诞生指称为匈牙利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匈牙利语文学家乔玛东方之旅的最初动机是寻找匈牙利人的根，而他到达拉达克之后又直接受到大英帝国殖民军官的指使和资助，开始藏语文学习。他编写的《藏英词典》和英文《藏文文法》是直接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西藏作准备的（Donald S. Lopez，Jr.，“Foreigner at Lama’s Feet，”Curators of the Buddha，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edited by Donald S. Lopez，J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256-259）。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后期（1887），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了一所“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OS），专门教授阿拉伯-波斯语、中国语、日本语、印度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言，其最初动机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参与全球殖民扩张、开展在东方的殖民侵略做准备。据传其直接的政治动因是当时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于筹备“柏林议会”的过程中发现全德国竟然没有合格的土耳其语翻译，遂发心建立这个“东方语言学院”，意在为日后德意志于东方的殖民扩张培养专业语言人才，而它的榜样则是早在1754年由哈布斯堡王朝皇后玛丽亚·泰莱西亚（Kaiserin Maria Theresia，1717-1780）于维也纳建立的“皇【王】家东方语言学院”（Die Kaiserlich-königliche Akademie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德国“东方语言学院”的初衷是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但其中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家，像我们熟知的德国汉学 家雷兴 （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1882-1961），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和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等，都是曾在这所学院学习和工作过的优秀中国学家。在柏林这座“东方语言学院”中教授的中国语言，除了汉语之外，还有满语、蒙古语、藏语和古回鹘语等，这表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指涉甚广，与今天仅局限于近东-中东研究完全不同。它的存在使得当时的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和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的中心，曾吸引了陈寅恪、傅斯年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促进了日后欧洲汉学和中亚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欧洲“东方学”与其“民族语文学”几乎同时代兴起，它们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扩张直接相关，但它们之间至少有以下两个明显的不同。第一，虽然“民族语文学”多以语文为标准进行分类，如德语语文学、英语语文学、罗曼语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等，但它们的学术实践都为建构欧洲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服务。如德语语文学（Deutsche Philologie）或曰“日耳曼语文学”，是为建构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服务的。然而，这套用于建构单一民族/国家之古典文明研究的“民族语文学”的学术和政治理念，很难直接照搬到对像清代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形成明确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前近代国家的研究之中。清代中国由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传统组成，这些民族、语言和文化不但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它们之间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根深蒂固且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把它们截然地分开。所以，欧洲早期的Sinology事实上是清中国之语文学（Philology of Qing China），它不但研究汉族古代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而且同时也研究满、蒙古、西藏和畏兀儿（回鹘）等民族的语言、文献和古代文明历史（参见沈卫荣，《欧洲 Sinology，汉学抑或中国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35-147页）而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中国研究持续不断的学术分化，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于国际学界的兴起，许多原来属于欧洲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领域，渐渐分化和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如藏学、蒙古学、西夏学和古回鹘研究等等。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成为多个“民族语文学”学科或者“区域研究”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欧洲传统的包罗万象的“汉学”（清中国语文学）则被狭义地定义为专门研究汉族古代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的语文学学科。

    第二，欧洲的“民族语文学”开始时或是一门“中世纪学”，后来很快就演变成了一门研究近代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学问，比较起来，“东方学”却反而更具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性质，它凸显和发展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方法和潜力。欧洲诸民族形成于近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接续古希腊、罗马之古典文明，所以，近代欧洲“民族语文学”或可被认为是接续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近代“区域国别研究”。而西方“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却都是具备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样悠久历史的、光辉灿烂的古代语文和文明，像古代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等，对其语文和文明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都可与西方古典语文学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用西方古典语文学同样精致的语文学方法，来研究东方古代文明的语文和文明资料，不但创造了弥足珍贵、不可估量的“东方学”学术成就，而且也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侵略过程中，疯狂地劫掠东方古典文明宝藏，为西方古典语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学术财富。对于西方的古典语文学家而言，来自东方的古代语言、文献和文物资料不但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学术资料，而且也增加了很大的学术难度，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学术挑战。由印欧语言研究发展出来的“比较语文学”和印度学（梵文）研究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西方最有成就的语文学学科。就中国学而言，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伯希和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的劫掠，推动了西方东方学研究飞跃式的进步，对吐火罗语文的解读，对梵语文、粟特文、古藏文、古突厥（回鹘）文文献研究的进步等，对摩尼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之历史、教义和其艺术的重构，以及古代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等，若没有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文物的发现，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Pyotr Kozlov，1863-1935）对黑水城文献的掠夺也为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和西夏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以上这些因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而引发出来的学术领域，正是傅斯年所说的“虏学”，长期以来于它们的起源地中国竟成了“冷门绝学”，这无疑是中国学学术史上一段最令人难忘的“学术伤心史”。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当然首先是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疯狂掠夺，使得这些来自中国的文明财富在很长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为中国学者自己利用。此外，中国本土学者对古典语文学学术方法掌握之不足，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东方古典语文学于欧洲学界业已成为一门可与西方原有的古典语文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科，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超过了西方各民族国家自己的“民族语文学”。从这个意义而言，西方早期的东方学，其实是中国学的“汉学”，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国古典学”研究。于欧洲东方学传统中，中国学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傅斯年先生曾经大声疾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而他心目中的“科学的东方学”就是他主张的“汉学”与“虏学”圆满结合的“中国学”。这个“中国学”从学术架构上无疑是一种“民族语文学”，它的“工作旨趣”服务于对中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它对“虏学”的推崇、对非汉语民族语言、文化、舆地和历史研究的重视，都表明它所要建构的是一个超越了汉民族的大中国身份认同。然后，从学术性质和方法而言，这个“中国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学式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描绘的以历史学和语文学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理念和蓝图，作为我们今天建立“中国古典学”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学术参考资料。“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建构，一定要给予傅斯年所说的“虏学”以特殊的和重要的学术位置，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有效地拯救“冷门绝学”，而且更可以使“中国古典学”名副其实、繁荣昌盛。进而言之，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倡导的“世界中国学”，不但要将作为“古典语文学”的“中国学”（汉学）和作为“民族语文学”的“中国研究”有机、完美地整合在一起，而且还要让那些被划归“中国研究”之外的特殊的区域研究领域重新回归“中国研究”之中。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我们不但要将所有“虏学”或者“冷门绝学”完好地整合进“中国学”之中，而且还应该继续发扬古典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将它们作为“民族语文学/古典学”整合进我们建设中的“中国古典学”学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