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书写的心理空间与代际创伤疗愈

    ■严晓驰

    《紫菀》是一部以残障儿童成长际遇为主线的新型长篇小说。书中主人公紫菀的个体经历揭露了当下儿童在原生家庭中的切实伤痛，折射出现代家庭的典型矛盾，使创伤代际传承具象化。

    罗伯特·待博德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中将儿童的自我状态分为“自然型”和“适应型”。在自然型的状态下，孩童们能够自由释放自己的天性。而在适应型的状态下，紫菀实质上处于顺应成人的状态。罗伯特发现，“处于‘父母自我状态’时，我们表现得正如自己的父母。记住，他们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人，因此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缺席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很容易造成崩溃的孩子。因为父亲对紫菀的不接纳，导致紫菀一直自我厌弃，无法排除自己无用的消极观念，缺乏价值认同感。与此同时，母亲对她的过度焦虑又让她对周遭的世界既憧憬又担忧，她无法信任自己可以胜任基本的生活任务。

    好在紫菀并没有一直沉溺在这种原生家庭的桎梏中，她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这种精神困顿，完成了一次从孩童到成人的成长蜕变。她不再沉溺于自怨自艾，而她的宽宥也更好地释放和发展了自身，成为命运的掌舵者。所以到结尾处她宽宥向母亲和向自己认错的父亲后，也终于迎来新生活的起点——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独立行走。从而也提出了一个作者的看见：父母关系的和睦，是对每一个孩子最大的祝福。

    苇枫在作品中巧妙地设置了以成人和儿童为阵营的两个对照组。从成人的角度来说，除了紫菀这样异常的父母，她也书写了正常状态的“父母”。诸如坚定地承担起照顾紫菀责任的素素姨妈，收养抚育孤儿的毛毛爸爸。他们在事实意义上成为了紫菀的父母的补偿，并分别从母亲和父亲的角度再度抚慰了紫菀受伤的内心，继而使其获得成长的力量。

    从儿童的角度来说，作品中的孩童都展现出来不同程度的“缺失”，诸如患眼疾的小文、自闭症小男孩、孤儿毛毛等等，这些有缺失的儿童在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创伤与恐惧，正潜藏着现实中无数个无法表达自己创伤的孩子的心声。这些孩童被苇枫纳入到了“助人者”和“被助者”两大阵营中。诸如患有脑瘫的小亿姐姐在自暴自弃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找回了人生的主动权，甚至引导紫菀走出了情感困境。毛毛的养父给予了紫菀很大的信念使其相信爱与饶恕的力量。不难发现，“助人者”和“被助者”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转换的，从而也很好地诠释了作者在书中对“爱”的理解：“爱是流动的河流。”诸如紫菀先前是“被助者”，在获得精神成长后又转换成了新一轮的“助人者”，她帮助孤儿院的贝贝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可见，紫菀是一个逐步在成长中掌握了自身主体性的少女。她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找寻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她要努力成为小文、小亿姐姐希望她成为的那个自己，当然，那也是自己最希望成为的那个自己”。正如余华在谈论自己的写作经验时提及的，树木迎着阳光成长，是以树木的方式来成长，而非阳光的方式。

    空间书写不光在苇枫的作品中承担了重要的隐喻价值，还是其美学意义的直观呈现。在对紫菀精神世界的描摹中，作者反复以具体的场景空间为观照。比如紫菀卧室窗台的布局描写是为了呈现小女孩内心的孤寂，对街邮局的邮箱两扇一黑一白的门暗示着其生活的枯燥与乏味。小区内部人造河上架起的桥梁将紫菀的世界一分为二则直接地告诉了读者主人公对于外界的憧憬与焦虑。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发现了房间与故事主人公的内在亲密关系。卧室的布局常常彰显着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活动。紫菀从自己家出发，先后去到了素素姨妈家的院子，奶奶家的菜园子，到后期她来到了大马路、火车站以及大广场，作者对于每个场景都有着详细的空间场景描写。这些场景暗示着紫菀心理空间的扩大。

    总体而言，《紫菀》以其独特的生命叙事开辟了新的美学维度。少女紫菀的成长轨迹也呼吁着更多现实中正处于情感创伤的儿童集体性的精神疗愈和情感共振。苇枫所构建的这个童年微型社会中充斥着儿童心理的不安与恐惧、焦灼与渴望，提供了当下童年社会学的客观价值。紫菀这一名字源于一种开花的中草药，象征着坚韧和生机，也隐含着对所有历经风雨又积极成长的儿童的美好祝福。生命或有暗室，不妨我们明写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