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渔之道

    ■朱传荣

    认识张学渝，是在2019年。这一年，故宫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关于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听她介绍自己从2012年确定博士论文题目开始，与造办处档案建立了深而长久的关系。经过初期搜罗，她得到两摞十厘米高的纸本，再按时间顺序分“作”成册，随身携带，强化熟悉材料。发言的时候，她充满热情，流畅自然。需要用原档举例时，都是脱口而出。

    很高兴收到学渝寄来的新书《造办处——紫禁城里的技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这本书专业而不掉书袋，对材料的熟悉，使作者的叙述明白晓畅，不是专业研究者也能懂她的意思。这让我有了广而告之的想法，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档案还有这样一种熟悉和使用的方式。

    新书体量并不算大，没有特意的“学术模式”，思路明确，讲述顺畅。最重要的特点是，句子不过长，不繁琐。全书330页，正文268页，附录7种，占62页。行文干净，语义清楚明白，每一章之后有一小段总结本章内容，好像一节课终了，要用最短的话说出关键点，有点像老师的教案。

    针对档案记录无巨细的特点，作者做了不少图与表，尝试用各种方式表现造办处的分工、流程、布局、各类制品的量与周期等项内容。精准地表现出技术形成的条件，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例如第13页的图1“开在社会中的‘技术之花’”。再如第27页的表2《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体例一览表，为怎样读档案，抽取了最基本的模式，“若网在纲，有条不紊”。

    近乎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附录，尤为值得称道，这是作者在庞大材料库中反复进出的读档心得，还是一个精华版。如清宫造办处大事记、《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各条目分类标准、清宫造办处署名工匠花名册（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这立足于她十几年间对“两个十厘米高的”档案复印本所用的功，也体现了她对于清宫制作的深思熟虑。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日复一日出现的人名、器物名称、工艺做法、职官任期等等，以最简明的方式集合起来让读者一眼看清人与事的来龙去脉，直接感受到某一种技艺的成熟与衰落。

    由无知到有知，由粗知到了然。前辈们爱说做学问就是能够把厚的书读薄，学渝真做到了。这种不吝惜下笨功夫，但不止步于下笨功夫的精神，的确有震撼力。

    在“清宫造办处的人事运作”一章中，学渝以真实存在的做钟匠文联的视角，对造办处工匠的一天进行非虚构写作——“造办处工匠的一天”，“我叫文联，现年39岁，属镶黄旗全安佐领管辖，我在造办处做钟处当差。我家住在柏林胡同，附近有个柏林寺。听老人说，乾隆时期，柏林寺东侧为镶黄旗炮局和正白旗炮局”。文联是真人，年岁、所属旗和管辖佐领是进入造办处时的登记，住址应该是出自八旗驻防的记录——做钟处匠人的名字与人数都是记录在档案中的。至于镶黄旗与正白旗炮局的地理位置，大约来自其他史料。此篇文字尽可能地让历史上的一天丰富立体，关联出更多可能有的细节，是非常用心了。

    做钟处、光绪二十二年裁撤匠人事件，腰牌、所属旗和管辖佐领、各旗驻地、造办处匠人饭房、日常领用材料，这些时间节点与事件以及制度交织在一个古代匠人的工作日，也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可以深入探索的由头。

    当年我的父亲朱家溍先生想象《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的出版，是为将来正式修志做准备，学渝的书正是向着《养心殿造办处志》方向推进的一个标志。能深潜至庞大的材料底层，也能浮出海面，登高望远；不满足于已然熟悉的材料，关注其他学科的方法，心思缜密而不失活泼，这样的学术性格会给后来者很好的影响。

    古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渝正是这样的授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