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怀人散文琐谈

    ■朱航满

    《周作人怀人散文》是周氏文章的一个选本，买来已经好几年了。近来重读，感觉周氏的怀人散文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他写的怀人散文，如《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青年朋友之死》《关于失恋》等，都是借怀人而有批评意味的杂文，这些文章多短小活泼，绵里藏针，是启蒙者的声音。中年时期是周氏散文的成熟期，在怀人散文方面，颇有几篇佳作，其中以“纪念”为题的几篇，《志摩纪念》《隅卿纪念》《半农纪念》《玄同纪念》等，均为怀念失去的同道，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友人，其作多沉郁顿挫，文情俱胜，令人唏嘘；再有写于鲁迅去世后的两篇文章，《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其文静水流深，亦是研究鲁迅重要的史料；还有《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两篇文章，所谈也是周氏非常看重的前辈。第三阶段的怀人散文，则多作于周氏晚年，分别见于《亦报》专栏和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这一时期最为有代表的是周氏所写的一组《北大感旧录》，叙旧谈往，负暄琐话，影响亦大。

    读周氏怀人散文，最感性的印象是周氏作此题材文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人很难替代。周氏作为白话散文家，身处大变革时代，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抗战、新中国等多个时期，又留学东洋，就职北大，参与新文化运动，就任伪职，身份地位之特殊，眼界视野之宽阔，学识水平之深厚，结交名流之众多，都是多数同期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更为难得的是，除了兄长鲁迅，他与同乡前辈蔡元培，北大同事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也是关系甚密。这些文章皆以亲历亲见为内容，诸如谈鲁迅的两篇文章，就声明是他所知道的鲁迅早年情况，故而颇有价值。尽管如此，周氏怀人散文并不算多，可以看出是他经过反复斟酌才选定对象和予以写作的，因而读其怀人散文，似可隐隐感受到一种孤傲之气。这些怀人散文，除去早年他写的一系列关于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的文章外，均为怀念逝者的纪念文章。诸如胡适之这样的民国名流，周作人晚年在写及时，就有这样的说明：“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里的材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

    以上这些文章之外，还有几篇特别的怀人散文。如周氏为女儿周若子所写的《若子的病》《若子的死》《再记若子的死》，是三篇特别的文章，其中有怜惜，有哀叹，有愤怒，隐藏着丰富的情感。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这三篇散文写女儿的病与死，细微而生动，令人读来倍感心酸。三篇散文有延续，有补充，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也是一个文人对于一起医疗事故的声讨。《若子的死》其实只有一句话，后面的两段记述作为注释，乃是对于其女从发病到去世的简要记录，可见周氏心情之悲愤。《再记若子的死》，算是对《若子的死》未写完内容的补充。《若子的死》作于1929年11月26日，此日日记有记：“上午十时若子出殡，送至广通寺，送客共七八十人。二时回家，光甫、废名同回。饭后去，晚九时睡。”第二天日记又记：“至东方印若子照相（八月十七日一四三号）二打。”12月19日，若子去世一个月，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夜想起一月前若子尚在人间及临终事，不禁泫然。”第二天，系若子忌日，全家去寺中诵经，22日又记：“在家终日无事，怅怅无所之。”

    查周作人日记，周氏作文，一般并不多写相关情况，甚至连文章名也不体现，多以“作小文了”记之，但《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玄同纪念》几篇，则大不一样。《半农纪念》作于1934年11月30日，刘半农1934年7月14日去世，周作人在文章中写道他1934年7月15日到日本东京，7月20日晚见到梁宗岱和陈女士，这位陈女士说她在南京报纸上看到刘半农去世的消息。在确认消息后，周作人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将离开北平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相去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于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在7月21日的日记中，也就是听闻刘半农去世的消息的第二天，周作人写道：“晚饭后由耀辰送往日华学会暂住。闻沉樱女士沪报载半农已病故，似非谣言，为之怃然。”日记中写到的沉樱女士，原名陈樱，1934年赴日本留学，后与诗人梁宗岱结为夫妻，可以判断应是文章中写道的陈女士。但文章与日记中所记细节略有出入，很可能周作人在写作此文时，凭借印象而没有查阅日记。

    《隅卿纪念》作于1935年5月15日，距马隅卿离世的2月18日，将近三个月时间。去世前一日，周作人还与马隅卿同游琉璃厂，文章中也有详细的记录，与周作人2月17日和19日的记录基本一致，不过19日的日记，已经是追忆逝者了。2月19日的日记写道：“晚十时后，淑周电话云隅卿在北大上课以脑出血移协和医院，同丰一乘汽车往视，十一时至，云已故。回至小甜井一看，建功、斐云、淑周、光甫均在。十二时回家。”又写：“作一联挽隅卿云：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欹枕复何人。乙亥十四日同游厂甸，晚又观剧，次日外出看灯，隔一宵即去世矣。”2月20日的日记写道：“下午二时同丰一至协和看隅卿大殓，五时倾返。”2月21日再记：“上午写挽联。”“三时半同信子、丰一、二乘汽车往观音院，隅卿接三，信子等即回，独留至五时半始返。”如此详细记录一位友人的离世，除去钱玄同，就只有马隅卿了，可见两人关系的非同一般。周作人作此文，颇能在平静中写出世事无常的哀伤。值得留意的是，这篇文章于5月15日写出后，5月16日他到北大上课，交给沈从文，三天后，便由沈在《大公报》副刊刊发了。

    《玄同纪念》写于1939年4月28日，距离钱玄同去世的1月17日，整整一百天。周作人在文章开篇写道：“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日百日矣。”这样作文，乃是极有仪式感也。1939年，对于周作人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此年元旦，周作人遭人枪击，幸躲过一劫，随后的1月20日收到伪北大的聘书，故而这篇文章颇能窥得周氏此刻的心境了。周作人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得钱太太电话，知玄同于六时发病，九时乘汽车同丰二至德国医院一看，似已无望，十时回家。七日前纔来谈，昨又来信，忽尔溘然，令人悲痛。次日电询少铿，云十时倾已逝去矣。”相比刘半农去世的“为之怃然”，马隅卿去世时的“隔一宵即去世矣”的感慨，到钱玄同，则是“忽尔溘然，令人悲痛”，其情感之沉郁，可见一斑。1月18日周作人作挽联，但表示“不甚惬意”；1月19日终于写成挽联，认为“尚可用”，后又改一词才算定下来。此挽联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有录，此处不再抄写。1月20日周作人写挽联，21日将挽联送去祭奠，同日日记特记：“上午同信子乘汽车往医院，查血压152/85，看启无。”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

    《玄同纪念》最初刊发在《实报》1939年5月26日，取名《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记录了钱玄同去世前的十七天，也就是从此年元旦遇刺客到钱玄同去世的十七天时间，可谓别具意味矣。这十七天中，日记记载1月3日记有钱玄同来信，次日周作人回复；1月10日，钱玄同来访，“以东京印《文选》一卷赠之。”1月12日和16日，周作人均寄信给钱玄同，但16日周作人的回信，钱已不能看到了。此文写来，对于周作人也是颇为艰难，并不像他以往作文的一挥而就。4月20日日记有记：“久想为玄同纪念作文，今日决心下笔，乃思索久之仍中止，拟暂且不有所陈说也。”4月27日又记：“为玄同纪念写小文，未了。”4月28日再记：“写小文了。”一篇并不算长的纪念文章，从起念到完成，用了三天时间，这在周作人也是少见的。5月3日，此文又经周作人重抄一遍，日记中还郑重写道：“计二三八三字。”真可谓字字情深矣。5月31日日记还写道：“上午丰一为携来燕大《文学年报》之小册，系前作纪念玄同文也。”此文在燕京学报再次发表后，周作人分赠江绍原、汤尔和、钱稻孙等友人，可见重视。

    《周作人怀人散文》失收两篇文章，一篇为作于1943年3月15日的《怀废名》，一篇为作于1943年4月19日的《先母行述》。前者刊于此年4月16日出版的《古今》杂志第20、21合刊。周作人很少写怀念在世人物的文章，这篇怀念弟子废名的文章，颇显特别。此文开篇引用了周作人1937年11月末所写的一篇废稿，很短，文白相间，亦名为《怀废名》。相隔五年多的时间，周作人忽然旧文重作，可见心情苦闷之一斑。查周作人日记，1943年3月13日有记：“上午写小文，拟予《古今》。”此“小文”应是这篇《怀废名》，而文末所注的3月15日，应是重抄修订的时间。《怀废名》写得举重若轻，把他与废名的交往，以及对废名的评价，乃至废名的掌故趣事，都一一写出来了，既细致全面，又风趣十足，也是周氏记人散文上佳的代表作。或许因为周作人后来还作有一篇《先母事略》，编者考虑内容有所重复，故删去《先母行述》一文，但这是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先母事略》收在《知堂回想录》中，追忆旧事，娓娓道来，读来有种淡淡的温情，而《先母行述》则是一篇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