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长出”的单行本

    ■马国兴

    张立宪主编的《读库》已迈入第二十年，正式出版一百余辑。

    在创办此杂志书（Mook）伊始，他倡导非学术、非虚构、非专栏的中篇叙事文本，有趣、有料、有种，要细节、要故事、要人物。

    作者方面，他着眼于那些网上搜索不出来或是没有多少搜索结果的人，确定他们更应该成为资讯的源头，而不只是信息的下一级传递者。

    他在《已知和未知》一文中写道：“发现挖掘新作者，开发他们的市场潜力，是一本图书更应该做的事情，把读者对他们的认知培养起来之后，再贡献给其他报刊；而不应该是反过来瓜分资源，抢占稿源。”

    这些理念，从《读库0600》开始一以贯之。此辑对编者来说是演习，对作者来说是样品，对读者来说是试刊。这次试验，埋下许多伏笔。如头题《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三十年》，精编自公路当时出版无门的书稿。随后，《读库0602》《读库0603》又摘编其《几个女生的欢喜悲：台湾校园歌曲三十年（上）》《几个男生的旷古情：台湾校园歌曲三十年（下）》。几经打磨，2007年9月，她的《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也拉开《读库》刊发作品出版单行本的序幕。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为止，《读库》延伸出的单行本已逾百种。其中，读库出品的有十余种，只占十分之一。

    2015年，读库与罗辑思维合作发行“月半读库”系列，每月一册，有已出品种的位移，如《钓客清话》《达斯·维德本纪》；有已刊作品的整合，如《破案后》《绘画当为奇迹》。

    此后，读库出品的单行本渐成规模：王南的《万神殿堂》，发表于《读库1303》，2015年3月出版同名单行本，拓展出“建筑史诗”系列十二册（规划二十四册）；刘勃的《商鞅黑洞》《魏惠王的野望》《齐国往事》，陆续发表于《读库1005》《读库1103》《读库1105》，2015年8月出版单行本《战国歧途》，拓展出“青春中国史”系列四册；朱石生的《天花旧事》《巴斯德的故事》《知与名的奔突》，陆续发表于《读库1605》《读库1704》《读库1706》，2020年1月出版相应单行本，拓展出“医学大神”系列十二册……

    更多的单行本，是由同业推出的。

    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2016年6月由青橙文化出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前身，即《读库1402》《读库1403》《读库1404》连载的《果蔬吟》《稻米歌》《阡陌行》。

    这一系列，是张立宪蓄念已久的收获。

    2011年11月5日，在《读库》六周年读者年会上，谈到占据《读库1104》三分之二篇幅并引发争议的“小革命”专题，他说，相较其他文章，它不够好看，也不够解渴，里面介绍了二十一个领域，其实有六个就足够，效果可能更好，但它是《中国时报》连续做了好几年的专题，便整个接受它和它的瑕疵，它不可逆，不可能往回找了。

    但显然，他对此耿耿于怀。2013年11月9日，在《读库》八周年读者年会上，他透露，那年有机会执行大选题时，他将原定的资源枯竭城市这个题目放到旁边，先做了台湾现代农业，因为相比前者，后者给我们的启示和警诫作用更多。绿妖采写的这三篇考察笔记，专注于台湾现代农业的前世今生，宏观与微观兼具，客观与主观并行，可谓“小革命”的升级版。

    相对集中的单行本，由磨铁图书旗下铁葫芦出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2013年10月、2014年8月接连面世；马宏杰的《西部招妻》《最后的耍猴人》，2014年6月、2015年1月接连面世；秀英奶奶的《胡麻的天空》，2015年5月面世。

    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系《西部招妻》《刘祥武相亲记》二文组合版，《最后的耍猴人》系《耍猴人江湖行》一文增补版。张立宪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读库1401》中的《刘祥武相亲记》内容还要更全些”。

    这几种单行本，皆由陈亮策划编辑。他认为书的名字很重要，对同一作家的系列书，尽量避免偷懒省事地以“一”“二”“三”等来命名，而是做成每本不同的感觉，以便营销推广。《苦菜花，甘蔗芽》之名就是他起的，取自姜淑梅六十二岁时写给长女艾苓的诗句：“根是苦菜花，发出甘蔗芽。”此名与上一本在结构上相似，有延续性，也有新鲜感。

    陈亮还分解原文长段，使其更为明朗。他认为在北上广这种生活节奏快的都市，人们没有那么从容，适当多分段，便于阅读，易于理解。

    因有《读库》发表之缘，一些作者出版单行本时，便约请张立宪推荐或作序，但多被拒绝。

    艾苓的《咱们学生》《毕业生》《非走不可的弯路》，先后发表于《读库1403》《读库1603》《读库1605》，2016年7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咱们学生》。

    《咱们学生》当年发表后，引起读者热议，2014年11月1日，在《读库》九周年读者年会上，还让白岩松与张立宪讨论一番。张立宪说，这些双非高校学生是大多数，他们的故事更具标本价值。

    出版社编辑原有意将两人对话印在书上，艾苓便征求张立宪意见。他回复：“恕我直言，不要往封底上放这些文字，这是属于书之外的内容，对真正的读者没有说服意义，并且显得很低级。”

    郑嘉励的《墓志》，发表于《读库1602》，2016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考古的另一面》。

    《墓志》发表时，张立宪提炼的导语为：“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于上坟。”后来，这句话意外破圈，广为流传，后半句被上班族精简后，用以调侃自己每天忙忙碌碌、食不知味的职场生涯。因此，《考古的另一面》受到极大关注，2020年4月修订再版，书名更新为《考古者说》。

    在修订版自序末尾，郑嘉励写道：“书稿完成后，依照惯例，本该向名家求序，以高身价，遂请《读库》编辑老六（张立宪）老师赐序。张立宪说，‘不要找人写序，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做一本只属于自己的干干净净的书。书中最好都是自己的文字，他人的意见，只能在书本之外呈现’。我从善如流，故自序如上。”

    张立宪曾经感慨：“这是我最大的骄傲：《读库》所拥有的智囊，其阵容豪华到令许多泱泱人众的杂志社、出版社相形见绌。这些人中，有可尊敬的师长，有享盛誉的名流，有生活中一日不见不欢亲若兄弟的相好，有相隔千里素未谋面的君子之交。”

    比如身份多元的杨葵。作为作者，他的《老楼的老人》《农展馆南里10号》《我和我的作者们》《一份书账》，分别发表于《读库0604》《读库0702》《读库1001》《读库1404》。

    2006年，张立宪在《读库0604》摘要中写道：“杨葵先生的《老楼的老人》一文，写的是一群中国文人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的编辑，为我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一直等到《读库0604》出版，我才意识到，应该加上副标题，《老楼的老人：虎坊路甲15号》，这样才好。加上《读库0601》中的《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以及已经约人在写的‘朝内大街166号’‘帽儿胡同45号’等等，写的全是侧影、侧面、侧记，等积攒得多了，岂不也是另一种文化地图？”

    2010年4月，杨葵的《过得去》由理想国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将《老楼的老人》更名为《虎坊路甲十五号》，连同《农展馆南里10号》《我和我的作者们》编入此书，间接弥补张立宪的遗憾。2014年10月，他又将《一份书账》编入《坐久落花多》。

    作为编者，杨葵不时向《读库》荐稿，并促成单行本出版。

    张梅的《家师逸事》及其续篇，发表于《读库0606》《读库1202》，同名单行本2014年1月由博集天卷出品、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在自序《如是我闻》里，她写道：“杨葵是最早看到这些故事的朋友，因为他的鼓励，使我有动力记录了这么多年，也由于他的推介，张立宪在他创办的《读库》杂志书上先后两次发表了部分章节，并将一些读者反馈传递给我。”

    2014年春天，杨葵作文《不负如来不负卿》，从上一年他圆满完成的三本书，及一位好朋友的评论说起：“《观待与割裂》是赵跃辰老师对三部佛教经典的讲解，《家师逸事》是记述一位藏传佛教导师的言论及行止的随笔集，《危险》是陈幻的长篇小说，陈幻和我是夫妻。两本佛教书，一本与爱人有关，所以，‘不负如来不负卿’。”

    其后，他宕开一笔，详述另一层“不负如来不负卿”。他描摹国情之下出版工作者的抱怨心理，进而反思：“我为真正想做的事情付出了多大努力？ 问完就不好意思再怨了，闷头去做吧。”他提及，《家师逸事》题材涉藏，审查过程极其漫长，前后游走近十家出版社，耗时近三年，费尽周折。“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去努力，我做到了。”此书上市后，不少读者反馈，像上了一堂藏传佛教的私塾课，收益良多。有人出于喜爱一买几十本，分赠亲朋好友。某位竟然直购五百本。

    他坦承：“我只是一个编辑工作爱好者，看到好的书稿，就忍不住找出版机构游说，寻求他们帮助，促成出版，让更多的读者能分享到我真正喜爱的书籍。”虽无名利，且须付出精力与金钱，但他乐此不疲。“我没别的本事，只有编辑工作还勉强称职，更万幸的是我还热爱这门工作。利用自己所能，努力实现一些心愿，我从中得到快乐，这‘资产’着实不小，也确实‘无形’。至此我可以最后陈词了——多说无益，尽所能脚踏实地去做，这便是‘如来’；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帮助我的人，都是那个‘卿’。”

    杨葵此文，呼应张立宪2006年在《重新出发，不再想他》一文里所言：“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靠生气、骂人、诉苦、抱怨而得到解决的。我们不要满足于到最后只是说‘我付出了，我尽力了，我问心无愧’，而应该致力于最终能够说出‘我做到了，我做成了’。”

    2011年6月，在《读库》首届编辑魔鬼训练营落幕之际，张立宪说，这个行业之所以令人热爱，就在于它既清晰又模糊，既温暖又残酷。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读者欠看的好书太多，编者欠出的好书太多，作者有待去挖掘的世界级选题太多，生存空间和成长余地都大得惊人，无论如何不应该懈怠或绝望。两年后，在《读库》八周年读者年会上，他又说，虽然当下拥有的记录手段最多，但产出却是最少的，这个靠他一个人做不了，需要借助大家的自觉。

    《读库》延伸出的单行本，是新世纪出版从业者良性互动的成果。

    在读库出品的《绘画当为奇迹》后记里，作者李树波写道：“艺术其实是由无数个观看的片刻组成。所谓‘绘画当为奇迹’，没有你我，奇迹也不复存在。”

    出版同样如此，不仅是作者与编者的事，也是读者的事——经由读者的购阅，出版才得以繁荣，作品才得以重生乃至不朽。每一位读者都是出版的接口，自身的积极参与必会促使阅读生态的提升，谁也不要看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