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丘濬》——朱子学裂变处的经世之思

    ■管仲乐

    丘濬，作为一位深具政治、学术影响力的思想家，生于明洪武十九年（1421年），卒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他生活在明代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关键时期，正值明代思想、政治与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由王阳明及其后学所主导的心学思想兴起，使得学术重心转向内心的自我觉悟与良知的开发。在明代学术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儒者，他们试图纠正程朱学派在发展中产生的僵化问题，重新注重儒学的实际应用，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这些儒者并非一味墨守程朱理学的教条，而是在守中有变，探索将儒家思想应用于社会实践、政治改革和士人风气的转变，体现出一种刚毅进取、积极济世的精神。这批学者为程朱学说向王阳明心学的过渡铺路，而其中尤以丘濬为代表。《琼台类稿》显示，丘濬在成化九年（1473年）与罗伦论辩“理气之辨”时，提出“理在事中，犹盐在水”的命题，较王夫之“理在气中”说早170余年。弘治二年（1489年）《议处琼州府疏》中更直言：“圣学非空谈可致，必验诸钱谷甲兵”，这种将心性之学嫁接于实务的思维，在阳明后学焦竑《澹园集》中演变为“即事即理”的实践哲学。可惜这些思想火花因未被纳入《性理大全》续编体系，终致消散于主流学术话语之外。

    更为遗憾的是，整体来看，历史上针对丘濬的研究相对缺乏。尤其与明代阳明学、明末清初的经世学，甚至宋代程朱理学研究等学术领域相比较，更为显著。这种“萎缩”现象使得丘濬的学术地位和思想贡献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掩盖。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关注并研究丘濬，这不仅是对其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对明代中叶思想史的重要补充。何杰华《国士丘濬》（海南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即为此中极为重要的成果，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与独到的视角，全方位展现了丘濬在明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多维贡献。

    极为显见的是，何杰华在传统传记框架下暗藏思想史研究的雄心，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将这位明代中期思想巨擘置于儒学嬗变的枢纽位置。当我们拂去历史尘埃，会发现丘濬恰好处在朱子学独尊地位松动、阳明心学尚未兴起的特殊历史间隙，他的思想实验既是对理学正统的守护，亦是对经世之学的重构，更在东亚文明圈激荡出绵延数百年的思想涟漪。

    何著展现出了丘濬作为朱子学殿军与经世学先驱的双重面相。朱子无疑对于丘濬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但以《朱子学》为代表的经学，史学也深受朱熹影响。《世史正纲》中提到：“熹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纲目》，纲倣《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倣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纲目》乃史中之经，至于《春秋》者，乃经中之史。”丘濬对朱熹《纲目》的赞美反映他对该书的高度评价，他的《世史正纲》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深受《通鉴纲目》的影响。在《国士丘濬》有关丘濬《朱子学的》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丘濬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思想平衡术。他既严守“性即理”的本体论框架，又悄然将“格物”的对象从心性修养转向典章制度。书中披露的国子监改革方案，实为朱子教育思想的操作化转型——将“明人伦”的抽象目标转化为《成语考》的蒙学教材，把“致知在格物”的哲学命题具象为《漕运议》中的治世纲领。这种将理学义理转化为制度设计的努力，使程朱理学首次获得完整的行政操作系统。

    该书对于《大学衍义补》的编纂策略的描绘更显思想史价值。丘濬突破真德秀原著的道德训诫框架，在“治国平天下”的纲目下系统论述货币流通、海外贸易、灾荒赈济等实务课题。书中对“听民自为之”经济思想的阐释，既暗含黄老无为的政治智慧，又孕育着晚明启蒙思潮的萌芽。其“制国用”章详述货币流通原理时直言：“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卷26），近乎剥离伦理判断的经济分析。这种“价值中立”倾向在嘉靖年间引发激烈反应，这种将儒家伦理与治术分离的尝试，在嘉靖年间丘濬门生霍韬的《渭厓文集》中发展出“经术所以经世”的明确主张，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重要先声。

    何著提示我们，重估丘濬的理学史地位，实为打破“内圣—外王”二元对立的关键。程朱理学本就包含“新民”的制度维度（《大学章句》第二章），丘濬的贡献在于将“明明德于天下”的终极理想，转化为可操作的“治国十二策”（《大学衍义补》目录）。这种“制度性理学”的建构，不仅为明清实学思潮开辟先路，更与当代新儒家“外王开新”的命题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当我们突破心学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方能在儒学发展的光谱中，重新发现这位琼州大儒的思想光芒。

    《国士丘濬》不仅深入探讨了丘濬的思想体系，还展现了丘濬思想在东亚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及其对东亚儒学共同体的深远影响。丘濬的思想，作为明代中期经世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不仅在中国本土引发了积极反响，也在朝鲜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详尽的文献考证与多维度的视角，何杰华为我们呈现了一条丘濬思想在东亚世界扩展的新路径，揭示了这一思想如何被本土化、转化并影响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儒学传统。

    在《国士丘濬》中，最令人关注的一部分是丘濬思想的跨境传播，特别是他思想在日本和朝鲜的流传。何杰华通过对“长崎唐船书籍清单”的详尽分析，让我们了解自1710年至1840年间，约有43艘商船将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等书运往日本，其中28艘来自福建漳州的月港。月港的地理位置与贸易网络，使得丘濬思想在福建、琼州与日本之间形成了密切的文化与学术交流网络。丘濬曾孙丘郊曾任月港督饷馆通判，他不仅在地方政治上有着重要地位，更通过其建立的图书贸易网络，成为丘濬思想传播的关键推动者。这一贸易网络的存在，构成了丘濬思想流传至日本的物质基础，也为东亚学术交流的兴盛提供了支持。

    丘濬思想的传播不仅限于日本。书中还提到，朝鲜王朝正祖李祘对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特别重视。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在正祖的个人文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不仅亲自将该书的精华部分编选成册《琼屑糕》，还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教材，常年放置在座右，随时研读。正祖称《大学衍义补》为“治国之大经大法”，认为该书内容和形式俱佳。他特别推崇书中的“审几微”和“成功化”章节，认为这些补充内容弥补了前人对《大学》的解读，使得治国理政的要义更加清晰易懂。这一行动反映了朝鲜王朝当时的深层焦虑及其对治国理政方案的迫切需求。朝鲜王朝面临“士祸”频发的统治危机，丘濬提出的制度修补方案恰逢其时。何杰华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的细致分析，揭示了丘濬思想如何被朝鲜儒臣具体应用于治国理政中。丘濬思想在朝鲜的在地转化，不仅体现了其实践性和适应性，也解构了中华中心主义的文化框架，表明丘濬的学术思想在东亚地区的跨文化适应和创造性转化。

    丘濬思想在学者间的传播尤为具有历史趣味，何著注意到了朝鲜学者黄德吉（1750—1827年），在给他的朋友郑希仁的信中便多次谈到丘濬的著作及思想。著作未提及的是，除了帝王、官僚、知识分子，丘濬思想在塑造东亚民间基层秩序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景德二年（1005年）宋朝向安南郡王赐颁《大藏经》始，中国书籍开始逐步传入越南，汉籍尤其是儒家经学的南传直接促成了越南开科取士。明以降，随着儒学的进一步繁荣，中越官私书籍交流更为频繁。作为东亚朱子学的重要文献来源，《家礼》最早进入越南即得益于明成祖“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于府州县儒学”，其中亦包括丘濬的《家礼仪节》，正是得益于朱熹《家礼》、丘濬《家礼仪节》以及明代其他家礼书的南传，后黎朝与阮朝创制了诸如《家礼捷径》《胡尚书家礼》《寿梅家礼》等一大批汉喃本土家礼文献。

    丘濬思想的东亚传播，不仅是在学术领域的流动，更是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何杰华在书中巧妙地勾画出丘濬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收与改造，展现了儒学如何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与历史变革中实现其普遍价值与地方适应的双重性。无论是丘濬在朝鲜提供的制度修补方案，还是在日本、越南传播过程中，思想普遍性认同与差异化表达的过程，都清晰地展示了儒学思想的生命力和跨越时空的适应能力。

    通过《国士丘濬》透视丘濬思想在东亚的传播路径，我们不难发现，丘濬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他个人的思想创新，更在于他如何通过地方性经验推动儒学走向全球化的现代转型。丘濬的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学术，而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丘濬通过《大学衍义补》等著作，提供了一套具有高度实用性的治国理政方案，这些方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被改造、吸收并实践，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与政治表达方式。

    《国士丘濬》展现了丘濬的关键思想内涵——即边缘向中心的突围。在传统认知里，思想史的中心往往被中原地区的学术大家所占据，他们的学说与思想在主流话语体系中不断被强化与传承。而丘濬，这位来自琼州的儒者，处于传统认知中的边缘地域。在明清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型背景下，何杰华以独特视角，重新定位了这位琼州大儒的历史坐标。丘濬的诸多思想，如他对经世致用理念的深刻践行，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并非是对中心思想的简单附和，而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个人思考。这种边缘视角下产生的思想，为传统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让学者们意识到，思想史的发展并非仅仅是中心思想的单线辐射，边缘地区同样能孕育出对时代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智慧结晶。这在我看来是全书最具范式意义的突破，在于通过“边缘性”的认知框架，解构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中心主义迷思。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南海之滨的琼州府城（今海口），会发现丘濬的在地经验构成了一组精妙的思想史参数——其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涉及海南与内地的经济议题，恰是儒家义利之辨在南海贸易圈中的具象投射，可以说丘濬的琼州身份构成独特的思想史标本。这在丘濬的《世史正纲》中也能得到回应，丘濬在史学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个别事件与人物的深刻分析，还在于他如何从历史的边缘视角逐渐形成对中心观点的影响。通过对多家史评的引用与融合，丘濬确立了自己的独特论述，逐渐使他的思想成为明代史学的重要部分。这种“边缘向中心的突围”不仅代表了他个人在历史学术界的地位提升，也意味着一种史学思想的更新与发展。

    书中对“景泰年间翰林院之问”的再现，实则是中原士大夫对边缘文化区的认知颠覆。当丘濬将海南岛民朴素的经济实践升华为《制国用》篇的货币理论时，完成的是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理论的转化。这种从文化边缘发出的思想光芒，在《琼剧志》记载的《投笔记》改编中达到高潮——青楼唱本将经世思想转化为“忠义”叙事，实现精英思想向民间社会的沉降。在对“贪泉神”对话的解读中，作者发现丘濬思想的重要密码：将岭南商业伦理融入儒家义利之辨。书中记录了丘濬创造性地将商人“逐利”行为解释为“养民”手段，这种重商主义倾向在百年后丘濬同乡海瑞的《淳安政事》中得到延续，形成有别于江南心学的岭南实学传统（参考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四章）。这种地域思想脉络的梳理，为突破“中心——边缘”叙事模式提供了新路径。

    在明清思想史谱系中，丘濬常被视为守成者，何杰华却为我们打开另一幅思想图景：这位琼州大儒在朱子学裂变的缝隙中，培育出贯通形上形下的经世之学；他的著作在东亚花开五叶的过程，演绎着儒学“普世价值”与地方性知识的辩证运动；而海南地域文化的滋养，则提示着中华思想共同体内部多元共生的可能。《国士丘濬》写作本身即一场思想实验。通过丘濬这面“棱镜”，我们得以窥见被“阳明学中心论”遮蔽的思想史图景。当我们将《大学衍义补》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并置，将丘濬的治国思想与正祖李祘的改革对照，传统与现代的时空界限骤然消弭。丘濬的启示在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绝非简单的“冲击——回应”，而应回归到知识范式重构与地方经验升华的原点。在这个意义上，何杰华写作《国士丘濬》不仅是为一位明代大儒立传，更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方法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