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贸易中的香药

    古代香料有焚香、调味、医药等用途。由于香料大多数可用作药物，故常被称为“香药”。古代东西方医书药籍中可见到各类香料之名。香料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都有大宗贸易。例如，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沙漠道路被称作“熏香之路”，乃因古代有大量的乳香沿着这些道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输往地中海东岸。同样，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Maluku Islands)在大航海时代被誉为“香料群岛”，盖因此地盛产丁香、肉豆蔻、胡椒等，并大规模运送到西方。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对域外香药表现出极大的渴求，各种外来香药因此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香药的种类与产地

    我国本土出产的香药主要有大黄、麝香，以及生于“剑南道诸州”的茅香和“江淮湖岭”的茴香，另外还有白芷、薰草、芸香、桂等。这些香药在《诗经》《楚辞》《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中就已有记载。

    域外香药的种类繁多，来源广泛。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凿空以及对匈奴、南越的征服，陆海丝绸之路开通，各种外来物品流入中原，外来香药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古代外来香药的主要产地有印度、东南亚以及西亚和地中海地区。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身毒。自张骞通西域后，印度香药便传入中原。东汉和帝以后，西域动乱，陆上丝路中断，但印度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印度的各种香料，如石蜜、胡椒等。三国时期，吴人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明确提及印度产的青木香，其形状似中国之甘草。印度也是香附子的原产地。香附子又名雀头香，直至唐朝，高品质的香附子仍然是从印度进口的。《魏书·西域传》称波斯国出薰陆、郁金、苏合、青木香、胡椒、荜拨、香附子、诃梨勒等物。但实际上，薰陆、青木香、胡椒和诃梨勒等均原产于印度。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是由于自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波斯人控制了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到南海的航线，充当了中印香药贸易的中介商。

    东南亚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国，始置日南郡，来自东南亚地区的香料开始为中原人熟知。东晋立都建康后，依靠地域优势，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南北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因南北分割而受阻，南朝诸王朝转而与东南亚诸国开展朝贡贸易。此时，沉香、婆律膏、檀香、詹糖香等香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至南朝。《梁书·诸夷传》提到扶南产沉香，《晋书》和《新唐书》更是将沉香与金银珠宝并列，作为扶南百姓向国家交纳贡赋的主要物产。此外，《梁书·诸夷传》言及林邑国的沉香也十分出名，特别是天宝八载（749）向唐王朝进贡的黑沉香尤为上品。

    随着海上交通的日益繁荣，从扶南输入内地的香药品种不断增多。苏敬《新修本草》和陈藏器《本草拾遗》介绍了当时从扶南输入的各类香药，包括白老藤、庵摩勒、丁香、詹糖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五代时期，李珣根据自己的亲历写成《海药本草》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外来香药的专著，收录了来自东南亚地区的香药，如丁香、降真香等。其他见载于史籍的还有产自马来半岛的藿香、栈香以及都昆国的流黄香。

    西亚和地中海地区

    两汉时期，中国就已与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帝国）、地中海的大秦（罗马帝国）等国之间有了交往。这一时期西亚及更远地区香药传入的种类，主要为苏合香、乳香、没药、肉豆蔻、诃子、鸡舌香等等。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异域香药是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可能是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获得。由于广州地近南海，通过海路可与乳香的产地——阿拉伯半岛南部、红海沿岸等地进行贸易往来。班固《与弟超书》提到，希望班超帮忙在西域购买“月氏马、苏合香”。但需注意的是，苏合香不是塔里木盆地的物产，它的产地在小亚细亚南部。这种香药经过善于经商的大月氏人转手而逐步传入中土。

    根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出产12种香料，分别是微木香、苏合香、狄提香、迷迭香、兜纳香、白附子香、薰陆香、郁金香、芸香、胶香、薰草香、木香。南北朝隋唐时期，粟特商人将大量西方香药转卖到中国，其中包括西亚的安息香、阿魏、没药等。

    到了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日益密切。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从阿拉伯等西亚国家输入的香药有乳香、龙涎香、芦荟、沉香、茴香、金颜香、降真香、没药、血竭、安息香、蔷薇水等数十种。

    蒙元时期欧亚交通空前顺畅，从西亚输入的香药种类比宋代更多。例如，“南乳香”一词开始出现在元代中医典籍中。但南乳香并不等同于备受关注的乳香，而是今日所谓的洋乳香，在元明时期的汉文文献中被音译为“马思答吉”“麻思他其”以及“母思忒欺”，也是一种产自地中海沿岸的香药。

    香药贸易

    古代香药重量小，价格高昂，便于携带，且市场需求量大。因此，在各个时期，它们一直是陆海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吐鲁番文书《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非常直观地展示了香药作为大宗贸易商品的地位，其中记录的交易量动辄高达上百斤。

    中古时期，香药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两《唐书》记载，唐代域外各国进贡香药计有120多次，香药品种多达30余种。大食（阿拉伯）使者前往宋朝，每次都会携带香药作为贡品。自宋太宗建隆元年（960）至淳熙五年（1178）的200余年间，有明确记载的阿拉伯使节来华入贡香药的次数多达98次，所献香药品种繁多，诸如白龙脑、乳香、蔷薇水等，不胜枚举。

    由于香药贸易的巨大收益，在民间贸易中它们备受历代商人们青睐。根据粟特文古信札，在4世纪初粟特人经营的商品中，各类香药占据大头。粟特语专家辛维廉（N. Sims—Williams）指出，在粟特、中国、印度的三角贸易中，粟特人是主要的贸易承担者。印度是中古时代香药的出口大国，故辗转于中印之间从事贸易的粟特人中，有许多是香药贸易商。汉文史料中提到的甲煎粉、沉香汁、栟香以及粟特文史料中出现的龙脑香等，都是由粟特人转运到中原。上述《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中记录的买卖双方也多为粟特人。

    不仅域外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土，我国的本土香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传入波斯的麝香以及运往阿拉伯的大黄。麝香从我国的关中地区、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等地，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伊朗高原。中国的大黄在阿拉伯医学中有很重的分量。伊本·巴伊塔尔在《药草志》中，阐述了中国大黄对阿拉伯医药的贡献。此外，元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也记述了我国的麝香、檀香、草芎、白芷等深受真腊（今柬埔寨）人的欢迎和喜爱。

    中国古代的香药文化

    我国用香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使用、焚烧、佩戴香料的记载。当时域外香药尚未大量传入，所用香药大多是各地本土所产的香草香木，主要有兰、蕙、桂、白芷等。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各种域外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香药的种类愈发丰富，香文化也丰富多彩。香药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贵族阶层尤其沉迷此道。异域香药一直受到上层社会的追捧与青睐。汉唐以降，皇室成员与达官显贵在建筑、装潢、家具、器物乃至饮食、服饰、美容中大量用香。

    异域香药最初传入中原主要用于疗病。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时焚烧返魂香以辟疫气：“一时香闻百里，数日不歇，宫中病者闻之即起，疫死未泊者，熏之皆活，人皆称其为返生神药。”这种传闻未必是事实，但反映了汉晋时期异域香药入华之初，确实以治疗疾病作为主要功能之一。这一时期，异域香药还被用于尸体防腐、沐浴等方面。《世说新语》记载，石崇在厕所中焚烧甲煎粉、沉香汁，以祛除晦气、净化环境。香药也会被用作贵族之间互赠的礼物，这一用途一直延续至宋代，当时蔷薇水也被当作珍贵的礼物馈赠朋友。

    南北朝时期是各民族饮食文化交融的时期，许多外来风味的肉食、面食以及酒类涌入中原地区，对当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饮食中添加香料成为流行风潮。《齐民要术》记录了北朝时期风靡的“胡炮肉”，其中便用到了来自印度的胡椒。此外，门阀士族也制作了胡椒酒等饮品。贵族阶层大量消耗香药的风尚也影响到了一般平民。隋唐时期，香文化逐渐从贵族走向大众。在东南沿海地区，人们每逢除夕，不分贫富，都会如同燃烧柴火般焚烧降真香。另外，宋代还流行举办香宴，即在宴会上摆设名贵的香药或香剂食品以飨宾客。

    除世俗生活中大量用香外，宗教仪式和祭祀仪式中亦大量使用香料。自东晋十六国起，随着佛教的兴起，普通百姓开始在礼佛仪式中焚香。焚香作为佛教礼拜的主要仪式，在敦煌佛教教团法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敦煌的僧尼们使用香料不仅仅是用以沐浴，还以甘汤和药物的形式进行服用。在道教仪式中，焚香同样不可或缺。宋徽宗崇尚道教，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崇宁年间（1102—1106）每月用于道教仪式的沉香、乳香等香料的数量惊人。宣和年间（1119—1125），流行于浙江、福建一带的摩尼教也“烧必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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